五、恩想史语境里的形象读解及其建构
从形象学理论方法（特别是后殖民批评理论）出发，研讨外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还是从思想史角度切入，讨论中国题材及中国形象之再现或表现的历史语境，得出有益于当下中国“国家形象”呈示的启迪？这值得我们讨论分析。
笔者在一篇论文中讨论过思想史语境阐释文学问题的路径及意义，其基本出发点是构想如何超过那种习以为常的“理论方法+文本批评”的解读框架。其中特别提到：对文学研究来说，思想史语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传统的文学价值观念，如何凸显在我们现在的精神生活中，以及我们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基本方式，并反思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人们所作出的对文学经典的一系列选择。这种立足于思想史语境的理解，可以有助于我们从对这些文学价值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对它们进行重新理解。同样，这样的思路可以用之于他者形象研究：紧贴历史，追溯文本里异域形象产生的多层因子；关注现实，揭示我们研究异域形象问题的当下语境；撼动人的心灵，异域形象研究的深度表述与启迪价值。将他者形象问题置于思想史视野中，可进一步拓展异域形象阐释的学术思想空间，揭示他者形象产生传播过程中的思想意义。也就是说，从形象学研究的问题点出发，关注细节，见微知著，以跨学科、语境式的解读与分析，得出有益于当下人生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借鉴意义。
其中，对他者形象的研究，必然会关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其间涉及真与假（形象）的问题，其中都呈现出国族形象建构中的思想史价值。而且，形象建构者心理、思想观念的或“伪／假”，倒反而能体现出思想史演进脉络的“真”来。我们在追溯外国作家关于中国形象塑造上的“伪／假”现象，重点是发掘建构者内在的心理“真相”。
这些历史或心理“真相”的揭示，即回归到事物本来面目的考量，就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即承担着启蒙职责。因为，启蒙就是捍卫记忆，揭示历史的真相，而不应该只是各种现代性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旅行中的某种注脚。前文已述，即便是中国立场，也并非处处以中国是非为是非的思路立场，而是借助于异域优秀文化，来发现自身弊端的变革思路。
摒弃理论束缚，尊重历史常理。历史永远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有纠错的功能。文化交流有自身的规律，重要的是了解与认知中国传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中，增强调适作用。中国文化向外走，大势所趋。效果如何，值得评估。如不推进国内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人的现代化，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仍会是个不可理喻的“妖怪”。
那么，中国形象如何构建？中国既要加入世界市场体系，又要进人世界话语体系，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文化认同。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成为一种国际力量，国家的影响力离不开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成更包括公民的文明素质、政府的法治形象、知识分子的人文追求，以及文化传统的繁殖力与适时性。这是国家形象的本质所在，是急迫而需长期努力的方向。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秘鲁的略萨在访华之后撰写文章《新鲜空气与苍蝇》：“我还是听到他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的很多人抱怨年轻人，特别是受到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对公民生活和文化，以及哲学、艺术和宗教等问题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兴趣。所有人似乎都热衷于获得很好的技术和专业培训，为他们进入跨国企业、获得高薪或管理职位打开大门。大部分人只关心赚钱，赚很多的钱，生活得更好。”（西班牙《国家报》2011年7月7日）中国模式不应只是经济发展的模式，还应当是精神价值模式，使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精神充实、崇尚道德、遵守法律，有民族自豪感。这有助于构建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立足于这种身份自信基础之上的阐释立场，同样有助于客观理性地对待历史与现实中的他者形象问题，以揭橥其在思想史上的认知与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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