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史研究（第6辑）》：
首先，张道藩所提出的“六不政策”和“五要政策”，近似胡适之当年提出的“八不主义”，但大体偏重在“现实所需要的文艺规律”，故只能作为文艺政策的一部分，不足以包括全部，因此还有补充的必要。
其次，“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和“要为最受苦痛的平民而写作”的内容，确有矛盾之处。张道藩一方面不要作家暴露黑暗，强调阶级；另一方面又要求作家以各种阶级为描写的对象，表现统治阶级的“暴虐”与“荒淫”和被统治阶级的“痛苦”与“悲惨”，这在理论上，相当牵强。而梁实秋则认为，文艺的园地原本广大，大可不必“专为最受痛苦的平民而写作”。由于对文艺“尊严”与“健康”的过分重视，结果流于重形式论者，不承认文艺必须负有使命，如创作方面，梁实秋就曾提出“与抗战无关”的口号，表现出观念的“偏狭”。赵友培则以为：三者之间，并无特定的关联。因为“问题的中心，不在作家所取的题材，是否为黑暗面，所用的技术，是否为暴露的手法；而在作家的立场是否正确”。只是张道藩的措辞，似乎尚有斟酌的余地。
再次，“要从理智里产作品”这一创见，本意当是要“矫正一般粗制滥造的作者，全凭感情冲动，不用理智思考”，但矫枉过正。赵友培认为：写作之前的设计，以及写作之后的修改，是需要理智来“控制”和“调和”感情，“但在表现意象的时候，除了极少数的特殊例外，最好不要让理智跑进来捣乱”。
更次，“要用现实的形式”一节的意见也“稍嫌笼统”。赵友培以为：“要提倡三民主义文艺，必须建立三民主义文艺的形式；也唯有三民主义的形式，才是现实的形式”。这一形式，当包含三个原则：（一）“中国化的——发扬中国民族文艺优良的传统”；（二）“现代化的——吸收世界各国文艺提炼的精华”；（三）“普遍化的——培养中国国民文艺深厚的根性”。
在此基础上，赵友培提出自己的主张。首先是政策原则方面，第一，文艺“不仅是政党的宣传问题，而且是国家的内政问题”；第二，文艺政策，“不仅是文艺与政治关联的问题，而且是文艺与三民主义的融合问题”；第三，三民主义文艺政策，“不仅有关于文化事业的推行，而且有关于革命事业的实践”。它不是“自由”的，“统制”的，而是“计划”的。次则是文艺本身方面，第一，“要确定三民主义文艺的哲学基础”；第二，“要建立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第三，“要提挈三民主义文艺的创作纲领”。再则是实践范围方面，一是“要建立三民主义文艺的机构，以文会友，共同努力”；二是“要宽筹三民主义文艺的经费，善加运用，制造纸弹”；三是“要培养三民主义文艺的干部，努力创作，完成使命”。①
对以上质疑与批评，张道藩又做出“再答辩”。在他看来，通过讨论，“文艺政策的必须建立”，大概已无问题。“一个有计划的国家”，“对文艺也当有计划”。即便是自由主义国家的英美，文艺也有统制的趋势。
原文最易引起误解的部分，是“要为最受苦痛的平民而写作”里关于“全民组成份子”的分析。张道藩认为，这是由于论者“没有将上下文连读，断章取义”所致。
其次容易引起误会的地方是“要用现实的形式”一段。张道藩认为，形式是意象，内容是意象所表现的意识。创作的步骤，一为“创作的戟因，即要表现的意识”；二为“组合意象”；三为“表现意象”。意识是无形式的，然一组为意象，即具形式。对于文艺形式，赵友培提出的三个标准：中国化、现代化和普遍化，均与内容息息相关，不可分割。赵友培又说：“必须有了合乎这些原则的三民主义文艺形式，才能创造优良的三民主义文艺作品”。这即是说，先有形式而后有内容，换言之，便是形式决定内容。而赵友培一则不赞成“内容与形式分离”，再则说“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无疑会导致逻辑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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