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道而行：2018年中国新诗写作概观
一行 执笔
诗，关乎语言的更新与生长，也关乎文明的气运与走向。中国新诗作为现代中国的历史处境和生命经验的结晶或提炼物，始终与现代汉语和中国现代文明的命运息息相通。“观风俗者必先观诗”——通过对一个时代的诗歌进行总体观照，我们既可以理解这个时代的困境和要求，又能对其中的制度、人性和语言状况进行透视，并据此反思文明在这一时代上升或没落的可能性。在本文中，我们将对2018年中国当代新诗写作状况进行一个概观性的描述和分析，并据此对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新诗的主要趋势、成就与问题展开审慎的理解和评判。尽管这离我们最近的一年的诗歌状况只是百年新诗历史地层的最上面一层，但它却是此前历史的汇聚物，并以全息方式浓缩着所有的时间。我们不妨将这一时间切片当成一块目镜镜片——对“当下”进行凝视的视线，总是穿越了当下，进行着对过去的回观和对未来的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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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场的分歧：保守主义、民主诗学与文学自律
成熟诗人与不成熟的诗人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成熟诗人的写作是依托于一套稳定、完整的世界观、诗学理念和方法论的。而在诗人的世界观之中，文化立场又是最为关键的要素。在今天，所有的重要诗人都具有自身的文化立场：文化立场不仅决定着诗人在诗中试图表达或呈现的观念和经验内容，而且也决定着其采用何种写作方法，并最终决定着其诗歌的整体风格、气质或面貌。作为诗作中隐含的精神信念，诗人的文化立场是其诗歌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因为读者总是热爱那些坚定和彻底的事物。成熟诗人对自身文化立场的显示，有时是直接而明确的，有时则是隐晦、暗示性的。即使是那些反对在诗歌中承载某种道德观念的诗人，他们的写作也是某种文化立场的产物（比如强调“诗歌纯粹性”和“文学自律”的立场）。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新诗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保守主义新诗”的兴起。2018年，陈先发、胡弦和汤养宗这三位带有不同程度的保守主义倾向的诗人获得“鲁迅文学奖”，成为了对“保守主义新诗勃兴”的又一个注脚。“保守主义新诗”这个命名看上去是一种悖谬，因为“新诗”原本是中国现代性（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它似乎与“保守主义”在本性上是相反的。从新诗诞生之日起，绝大多数中国现代诗人都是现代文明及其基本价值的支持者和捍卫者。然而，近十几年来，“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立场，成为了越来越多的新诗作者的精神决定和皈依之所。这一现象当然与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有着深刻关联，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后者在文化和文学领域的一种投射物。但我们在此不准备讨论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围绕它的研究和论辩实在是太多了（例如亨廷顿的著名论文《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无须再行置喙。今天在中国新诗中弥漫的保守主义气息，固然与21世纪以来“全球右转”和“共识政治瓦解，身份政治复兴”的大势有关，但具体到中国当下的文化场域中，其缘由还需要更为精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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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卡洛斯的假面与汉语的风雅：木心的唯美之诗
魏云 撰
木心先生（1927—2011）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值得重视的独特案例。由于自外于国内的文坛，木心漫长的写作生涯无声无息，直到暮年才在海外获得国内的关注（先是在台湾引发了阅读的兴趣），此后立即在读者中引发了持久的热潮，影响力堪比畅销书作者。他的本职是一位艺术家，然而在小说、散文、诗歌方面，影响力甚至超过其艺术，颇具中国文人艺术家的风采。木心文学艺术的探索，都有其远见卓识与深广度。仅以其新诗写作而论，《诗经演》最有雄心，力图继往开来——上承三千年前之《诗经》，重拾四言诗的体式（以四言为主，杂三五等句），又采取十四行的长度，探索商籁体的语感节奏。这番努力，试图以两个“三百首”的对撞，激活汉语的风雅，同时，也为了救治文化的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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