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国朝文派研究》：
这一时期的文学生态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相对安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海陵王挥师南伐未果，身死国灭。世宗在上京继位不久，就与南宋签订了“隆兴和议”。由此至章宗末期南宋发动开禧北伐，金宋南北保持了近四十年的和平，为金朝政治经济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金大定初，户口才三百余万①，至泰和七年，天下户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人口约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零七十九。②人口的急剧增长，是金朝南北休战，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直接反映。大定明昌时期是金朝最繁荣的时期。据《续资治通鉴》记载，世宗“在位二十八载，南北讲好，与民休息，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群臣奉职，上下相守，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断罪，多不逾二十人，国中号称‘小尧舜’”③。
第二，日趋完善发展的典章制度。仓廪实而知礼仪。世宗朝与民休息，发展经济。章宗即位后进一步完善典章制度。刘祁在《归潜志》中赞叹章宗时期“政令修举，文治灿烂，金朝之盛极矣”④。这一时期，一是教育制度的完善。朝廷兴建各类官学，统一学校教材。世宗大定六年置太学，养士近四百人。后又设汉人府学，十七处，近千人在学。章宗朝增设节镇、防御刺史州学六十处。国家统一教材，由国子监印之，发至各个学校。二是科举制度日臻完善。考试科目不断丰富，更定《贡举法》。世宗章宗两朝科举考试科目进一步丰富，新设了女真进士科、制举宏词科；恢复了经童和经义科。据《金史》选举志记载：“世宗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直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士也。明昌初，又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⑤章宗朝还更定了《贡举法》，科举制度日趋定型完善。三是礼乐制度建设完备，尤其是以祭祀三皇五帝，议德运为重要标志。金太祖太宗时期国家草创，未暇礼乐建设，却也注重收集北宋礼乐遗产。“金人之人汴也……金人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时方事军旅，未遑讲也。”①熙宗时始乘金辂，导仪卫，陈鼓吹，宗社朝会之礼逐渐建立。海陵王修缮宗庙社稷。至世宗朝，南北休战，经济发展，方开“详定所”以议礼，设“详校所”以审乐，至明昌初编成四百卷的《金纂修杂录》。《金史》礼志称其：“凡事物名数，支分派引，珠贯棋布，井然有序，炳然如丹。”②章宗朝自明昌四年至泰和二年（1193-1202）开议德运，历时10年，最终更定金德为土德。礼制的完备对于金朝这一非汉族政权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传统的儒家民族观认为“华夷有别”，金朝作为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如何取得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人的认可就显得极其重要。儒家“礼分华夷”的观念，为金朝建立稳固统治提供了一个重要突破口。章宗朝典章文物灿然成一代治规，各民族经过长期的冲突和融合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有自身特色的区域文化。章宗泰和四年开始祭奠三皇五帝四王，以及最终确定金朝德运为土德，都是为了宣示其政权的合法性或者说正统性。正如刘浦江的《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指出：“综观这场旷日持久的德运之争，其初衷是要解决金王朝的正统问题，而在此过程中却面临着两种文化的抉择。金德、土德之争，其实质是保守女真传统文化还是全盘接受汉文化的分歧。”③也就是说金代礼制的建立和完善一方面是文化制度的借鉴和学习，另一方面也是金朝在所学的汉文化序列中寻求自身的位置。从政权角度来说，就是寻求王朝正统的继承权。
第三，对佛道二教相对宽松的政策。对于佛教，世宗一改海陵王排佛的政策，允许佛教在朝廷政策范围内发展。金世宗的母亲贞兹皇后和妻子昭圣皇后都崇信佛教。世宗大定初期，为补贴财用，曾卖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师号、寺观名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道教徒人数的增加。但是世宗本人对于佛教还是比较谨慎。世宗、章宗明昌时期，对佛教还是多加限制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佛寺与国家争利。章宗明昌以后，对于佛教的管制有所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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