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女性文学个人话语研究》：
然而，这些对“爱的权力”的大声疾呼往往被“反抗陈腐的社会伦理观念、要求健全合理的人生”与“反抗血统论和极左政治”的另一重主题所淹没，进而引发道德层面的判断与讨论。这种错位固然与主流话语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集体主义以及无产阶级的道德立场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文本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也并非遗世独立般的高蹈与决绝，文本在婚恋书写中的道德焦虑感始终如阴影般挥之不去。
这种道德焦虑感首先表现在主人公对其爱情合法性的确立途径之上。尽管两个文本中的爱情都深深打动了万千读者，但其“婚外恋”的实质也是难以回避的不争事实。对此，作者并没有因“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这一无产阶级导师名言而理直气壮，而是采用了一种十分微妙的方式为爱情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
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作者用大段的日记摘录、心理描写渲染了两人爱情之真挚与深沉，但对于钟雨与老干部之间一往情深的源头并没有做出交代，可谓“情不知所起”，仅在“老干部之死”的片段中留下一截线索。在政治斗争如火如荼的岁月里，老干部因对一位“红极一世、权倾一时的人物”“提出了异议”而遭难，钟雨“一下子头发全白了”，在追忆中深情地写道：“我从不相信你是什么反革命，你是被杀害的、最优秀中间的一个，假如不是这样，我怎么会爱上你？”寥寥数语勾勒出了钟雨爱情的起点，因为老干部的“优秀”，即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信仰，“我”才会“爱上你”，这种“优秀”不仅仅是人格上的刚正不阿、铮铮傲骨，更是在政治意义上的忠于党、忠于革命。同时，作为文本的男主人公，老干部却始终无名无姓，以“老干部”这一政治身份代替，文本对其政治性的强调可窥见一斑。所以，钟雨对他的爱情是建立在“政治正确”的基础之上的，这也为他们越过了“无产阶级道德”边界的爱情找到了绝妙的立足点。
同样的，在《-个冬天的童话》中，“我”对维盈的爱情起点也颇具深意。文本以“哥哥的灵魂”统领全文，“我”与维盈的相遇也没能跳出“哥哥”的影子。故事一开始，“我”就对维盈一见钟情，“这是一张多么温柔、聪敏和安静的脸呵。好像在一间烟气弥漫的屋子里，你突然推开窗户，一眼看见深蓝澄净的天幕中挂着一弯银月，伴随而来的是凉爽沁人的空气——这就是我看到他相貌时的心情”。对于这种好感，“我”解释道：“是否他那甲字形的脸和白框眼镜使我想起了哥哥？还是他白净的肤色和五官透出的宁静气质像哥哥？我说不清。”维盈于“我”最初的吸引并非其“温柔、聪敏和安静”，还包括这“温柔、聪敏与安静”和哥哥极为相似。同时，维盈也是由崇拜和同情“我”这个“遇罗克之妹”而萌发了爱意，在两人最初的交往中，遇罗克的事迹几乎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话题。由此，文本将这段婚姻关系外的感情与以遇罗克为化身的“正义”“真理”产生了勾连，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
尽管两个文本都通过将婚外恋情与政治话语相连获得了爱情的合法性，但此间的道德焦虑感并未因此烟消云散，女主人公的“罪恶感”依然根深蒂固。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钟雨与老干部因不忍破坏那段“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的婚姻而饱受折磨。对此，老干部曾做出“自我表白”式的说明，“其实，那男主人公对她也是有感情的，不过为了另一个人的快乐，他们不得不割舍自己的爱情”，钟雨在行将就木之时也感到了深深的平静，因为她相信，在天国“再也不必怕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我们自己”。这种因“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良心不安的焦虑感与钟雨的生活如影相随，以致连独自一人的回忆与幻想都会觉得不安。当她被撞见对着两人的爱情信物——一套契诃夫小说集出神时，“她便会显得慌乱不安，不是把茶水泼了自己一身，便是像初恋的女孩子，头一次和情人约会便让人撞见似的羞红了脸”。在深夜回忆过去时，“我常会羞愧地用被单蒙上自己的脸，好像黑暗中也有许多人在盯着我瞧似的。不过这种不愉快的感觉里倒也有一种赎罪似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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