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己权界新论——传播法比较研究》共十三章，总体上可分为五个版块：第一章为宪法权利部分，第二、三章为国家安全部分，第四、五、六章为社会秩序部分，第七、八、九、十章为公民权利部分，第十一至十三章为特殊权界部分。本书立足于世界媒介法治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进程，从新闻传播法的宪法原则、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民权利和特殊权界五个维度，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了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印度法系和中华法系国家的传播法律体系、历史进程和现实变革。从方法论上来说，本书运用法律解释学方法、定性比较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围绕传播法中的煽动诽谤、泄密问题、淫秽规制、亵渎宗教、种族仇视、名誉侵权、隐私保护、知识产权、媒介审判、真实威胁、数据迁移和青少年在线保护，对传播法治进行了法律文化、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层面的比较分析与法理诠释，全面探讨了各个法系主要代表国家在媒介侵权竞合问题上的差异、群己权界统合上的制度回应和法益平衡。
虽然说是表达权是基本人权和宪法权利，既有助于维护国家利益、又能保障个人权利，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有很高的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权利的行使不受任何事前限制。就本质而言，该基本权利是一项法律上相对的权利。法学家孟德斯鸠指出：“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54页。]如果滥用该权利，必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日本《宪法》第12条强调：国民宪法上保障的权利不可滥用，“必须常以公共福祉为前提，负权利行使之责任”。[ [日]松井茂记：《媒体法》，萧淑芬译，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4页。]《欧洲人权公约》第十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行使第一款规定的权利的时候应当履行有关义务和责任；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公共安全；为了维护秩序或者预防犯罪，保护人民健康以及维护道德，防止机密信息的传播；为了维护司法的权威和独立性，可以通过法律规定行使这些自由所应当遵守的、于民主社会所必要的程序规定、条件、限制或者刑事制裁。[ [德]罗尔夫·施托贝尔：《经济宪法与经济行政法》，谢立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53页。]
德国《基本法》第五章中的但书条款规定：“根据普遍法律条款、为保护青年的法律条款及尊重个人荣誉之权利上述权利可受到限制。”[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47页。]虽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障表面上似乎是绝对的，但是绝对主义的保护理念从未在美国最高法院占据主流，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长期以来认为，《权利法案》中的保障必须接受一些限制，言论表达应该有边界。对表达的规制可以防止“沉寂化效应”的出现，法学家欧文·费斯（Owen M. Fiss）指出：“要求干预的理论是，培育全面、公开的辩论是一个对国家而言可允许的目标，这种辩论确保公众听到所有应该听到的声音。”[ [美]欧文·费斯：《言论自由的反讽》，刘擎、殷莹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即使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哲学家哈耶克，也认为该基本权利并不是不受一般法规之限制的绝对权利，他称：“言论自由当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自由地造谣、诽谤、欺诈、教唆犯罪或以报假警制造混乱等等。”[ [英]弗里德利希·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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