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1924—1984）堪称美国二十世纪颇具明星效应，同时又饱受争议的作家。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唯有两位杰出的小说家真正在美国家喻户晓，那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杜鲁门?卡波蒂。尖酸刻薄的毛姆也称誉他为“第DI一流的文体家”。

1952年，就在卓别林离开美国前不久——这一离去就是令人唏嘘的永别——出于办理护照的需要，他请艾夫登为他照张相；在摆拍的过程中，卓别林对这无聊的手续尽情讽刺，而他本次滑稽表演的产物则是一个长角的小潘神，嘲弄着这个了无生趣的宇宙——政府管控下的边境线（既是领土的，也是思想的） 。这样的照片一定是这位可爱的流浪汉最乐意贴在自己的护照上的：一件让那些无聊的官员们大跌眼镜的东西。：当你想起卓别林在默片时代的那条逐渐淡出视野的路，那个空空荡荡、尘土飞扬的远景时，这的确不由得令人莞尔：在每次历险的最后，这个小个子流浪汉都会挎上背包，沿着这条路大摇大摆地渐渐远去：想一想，看一看，这条路现在正蜿蜒通往何方：不是别的地方，而是通往瑞士！而那个可怜的背包，瞧啊，里面装满了美钞！那些金条可以买到一座山中之王的大理石宅邸，下面是一汪蔚蓝的湖水，蓝得就像蓝色的知更鸟——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这个改头换面的流浪汉身边是一个美丽的流浪汉新娘，还有七个可爱的流浪儿 ，而他正四处闲逛，闻着他喜欢的花香。一切本应如此（那个创造了《城市之光》、《淘金记》、《摩登时代》的人，创造了这些如雄狮、如流水般终极完美的作品的人，他本身也已完美了，理应享有——在此生以及在来生——至福），也几乎如此了，但还尚未如此：因为，近年来，卓别林有些使性子了——他认为自己受到了美国媒体和美国国务院的不公正待遇，于是忿忿不平地在他的住所里踱着步：这是他的特权，但依然令人遗憾，因为这对他是一种浪费：他的最后一部电影——《一个国王在纽约》——是对美国发脾气式的嘲讽，这部电影纯属画蛇添足之作——也许它唯一的价值是能够让他发泄满腹的牢骚。

卓别林拥有天赋，而另一项比这更为难得的优势是：他是自己公司的唯一所有者——财务、制片、导演、剧本、表演。一个宝宝，只有一个父亲，这是自然的要求；而共同播种则是电影艺术的诅咒，是制造怪物的温床，在这片被诅咒的荒原上，很少有巨人能昂首阔步，就连资质平平的成人也一样的稀罕：那些能够迈开步伐的，我向他们致以最高的敬意。

一群天鹅

选自一位帕特里克?康威先生的日志，时年十七岁的他在1800年访问布鲁日的过程中写道：“坐在石墙上，专注地看着一群天鹅，孤单的一队，正沿着运河弯弯曲曲的河岸游弋，与暮色融为一体，它们的羽毛浮在水面之上，宛若雪白的舞会礼服拖尾。此情此景，令我回想起一位美貌的女子：她便是V.小姐，我不禁打了个冰凉的寒颤，一丝寒意，仿佛听到了有人在吟诗，还伴着音乐。一位美貌的女子，美轮美奂，优雅动人，如艺术般打动我们的心弦，改变我们心中的阴晴；而这，是一种轻浮吗？我想不是的。”

我们的书中，有几页记述的是一群天鹅跨越大洲的飞行；一群小天鹅，羽翼未丰，刚刚学会飞翔，它们最美好的愿望便是企盼有朝一日，成为领头的那只天鹅。然而，众所周知，一个十二岁或者二十岁的美丽女孩光彩夺目，但并不值得人们倾慕。如果她能够保持这份荣耀长达数十年，如果她能够留住这种上天的恩赐而不褪去颜色，像天鹅那样坚守誓言，那她定会引得世人膜拜；因为她的成就体现了一种自律，它需要河马的耐心，物理学家的客观，以及艺术家的投入，而它唯一的造物就是她终将陨灭的自我。此外，造诣修行的范围远远不止外表。最重要的莫过于嗓音，莫过于它的音色，还有它发声的方式与传达的内容；这只天鹅若是愚钝，它定要将其藏匿起来，倒不一定是不让男人听见（些许的木讷绝少会引来男性的不敬，但也不太可能加深他们的钦慕，这一点与传说相反）；但绝不能让聪明的女人听见，这些长着巫婆眼睛的才女们既是天鹅的死敌，也是她们最执著的崇拜者。当然最完美的吉塞尔 ——她心地纯洁、静如止水——本身就应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最闪亮的聪慧是很容易脱颖而出；但不是通过政治论述或者谈论普鲁斯特 ，也不是通过穿插一句把握时机的妙语；事实上，让它显眼的不是任何正向品质，反而是一项优点的缺位：自我欣赏。她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决定了她必然会有某种程度的自我陶醉；尽管如此，如果你可以从她的脸上或是她的举手投足间察觉到她对自己拂起的波澜了然于心，那你的感觉就像是参加一个宴会时不幸瞥见了厨房一样。

说到这儿，我得弹一组现实的和弦——这些话不能不说，哪怕只是为了替天鹅们的那些羽毛不如她们光鲜的表姐妹们说句公道话——真正的天鹅几乎都是大自然和人世的宠儿。上帝赋予她们美貌，而上帝脚下的某个凡人——父亲或是丈夫——给了她们上好的香脂玉粉和一个存款数额惊人的银行账户。成为一个大美人，而且让容颜永驻——在这样的高空中一路翱翔是件非常昂贵的事：为此每年的花销你可以猜得八九不离十——可话说回来，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引爆一场革命呢？如果有钱就能办到的话，那么相当数量的麻雀都能摇身一变，成为天鹅了。

也许那只不朽的天鹅的确是游弋在金水上；可钱并不能解释这个可人儿本身的魅力——她的才能，如同所有的才能一样，是由买不到的要素构成的。因为天鹅是坚持某种审美思像体系的结果，无一例外；这套思想是转换成为一幅内心自画像的行为准则，而我们看到的是这副精神肖像的准确投射。这就是缘何有些女人——她们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漂亮，却也胜过平庸——偶尔能够呈现出天鹅的幻象：她们对内心中的自我形象坚信不移，借助于一种巧妙的外在粉饰，我们不由得承认了她们的主张，甚至对它的真实性笃信不疑：而它也确实是真实的；某种程度上说未能如愿的天鹅（我们的资料里面就有两个极好的例子）比与生俱来的天鹅（除了当今的后起之秀外，经典的样本是阿涅利夫人——她是欧洲的头号 天鹅——和魅力非凡的美国女士威廉?S.?帕里夫人，无人能出其右）要更加带有欺骗性：毕竟，人性的造物同单纯自然的演化结果相比，具有一种更加微妙的人类情怀和更加细致入微的吸引力。

最后再说一句：一只天鹅在房间里的出现会在有些人心中引发某种明显的不适感。如果我们相信这些“天鹅过敏者”的话，那么他们的反感情绪并非来自于嫉妒，而是——用他们的话说——来自于天鹅投射出的某种“冰冷”与“虚幻”的阴影。然而这种冰冷的印象——它常常是一种假象——难道不正伴随着完美吗？那些评论家真正感受到的难道不是一种恐惧吗？面对极致的美丽时，正如面对极度的睿智一样，我们的总体反应中包含一种恐惧，当一只天鹅游入我们的视野中时，恐惧同欣赏相互交织，结成了那把寒彻骨髓的冰锥，瞬间便穿透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