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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
著       者 :
出  版  社 :
I  S  B  N:
出版时间 :
波士顿画记
0.00     定价 ¥ 45.00
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
还可采购0本,持证读者免费借回家
  • ISBN:
    9787208148192
  • 作      者:
    [美]蒋彝
  • 译      者:
    胡凌云
  • 出 版 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出版日期:
    201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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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脸;鼻子没有什么鼻梁;头发乌黑,夹着几丝白发;双眼微微地斜着,往下而不是朝上;身穿英国五十先令定制的灰色外套;走路不像英国人;兴许是个白痴,因为他两眼不眨地久久盯着一棵小枫树,盯着湖上的三只白鸭,看的时间更长;漫步而行,仿佛大病住院了多年似的。

  ——蒋彝“自画像”

 

  他是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美国科学院艺术学院院士。

  他是饮誉国际的散文家、画家、诗人、书法家,受到西方学界和艺术界的高度评价,贡布里希盛赞他“才华洋溢又迷人”。

  他交游广阔,朋友圈里有杨联陞、徐悲鸿、刘海粟、梅兰芳、熊式一、萧乾、叶君健、吴世昌、铃木大拙、华兹生……

  他在旅行中喜欢沉默不语,抛开政治、战争等因素描绘异乡的风景人文,一系列隽永的画记却成功打通中西文化成为经典,经久不衰。

  今天我们重读他这些出版于上世纪中叶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解一个遥远国度的文化历史背景,更在于享受那份行走观察中淡然的快乐,体悟文化与人生的心境,重新认识周遭的世界,感受生命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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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彝(1903—1977),字仲雅,又字重哑,江西九江人。

  出身书香门第,自幼从父亲习书画,深得东方艺术之精神。

  青年时期进入东南大学学习化学,之后投笔从戎,加入北伐。

  战后历任三地之县长,因求变革而得罪权势,痛心政治腐败之下,辞官赴英,却不承想一走竟是数十年。

  旅居英美期间,以笔名“哑行者”出版了一系列隽永的旅行画记,畅销西方,成为享誉国际的散文家、画家、诗人和书法家,堪称“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

  1975年回到阔别数十年的祖国,与妻女团聚。

  1977年逝于北京,归葬家乡庐山脚下的马回岭公墓。

 

  译者:胡凌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空气动力学专业毕业。现居波士顿。

  当过校园DJ、天桥摊贩和音乐记者。1999年赴美学习工作,研究领域包括计算流体力学、日式餐饮、眼科光学、黑人音乐、网络蜘蛛、石油测井和磁共振成像。

  2004年创办《掘火》网刊。非乐评类代表作包括回忆录《北京故事》,长篇小说《跟随一位少女穿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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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我出生在一个极早使用茶叶制作饮料的国家,又多年习惯于英国的下午茶和茶会,当别人向我提起波士顿“茶会”(Boston Tea Party)的时候,我的回应就是我想参加。次日早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出现了一个小头条:“我们的中国来访者来参加波士顿茶会,晚了一百六十八年。”

 

  侨居英伦二十余年后,蒋彝应邀来到大西洋的另一端——美国。

  波士顿,这座美国历史悠久的城市,独立与自由精神的摇篮,

  令他发现这个年轻的国家持久繁荣的秘密。

  在波士顿月光的陪伴下,

  他用画笔勾勒灯塔山的每一条街道,诗文抒写查尔斯河的每一个表情。

  顺便报名参加波士顿“茶会”。

  在旅途中,他更乐意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而不是区别。

  是为《波士顿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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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蒋彝是一位才华洋溢又迷人的作家及画家。

  ——贡布里希(著名艺术史学家)

 

  天地恒在人恒在,会变的是人类表述与感知本质的能力。“儿时的纯真”,华兹华斯视之为人性可贵处的基石,同时也是诗人画家蒋彝澄澈无瑕的洞察。

  ——赫伯特·里德(英国诗人、艺评家)

 

  他运用他的中国技艺与感性,创造出一种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西方,却是全人类共通的热情与深刻的同理心。

  ——戈弗雷·霍奇森(著名新闻人)

 

  一个深沉的、思索的、冷静的观察者。

  ——叶君健

 

  行者虽然哑,著作全球知。

  ——李政道

 

  书画诗文雄一世,才人块垒不嫌多。

  ——杨联陞

 

  如此一件已经封蜡典藏的作品,你只要随兴摆放着,就很美了。

  ——钱亚东

 

  他的游记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毫不单调枯燥。

  ——吴世昌

 

  蒋彝的身影独特清晰——优雅、谦逊、富有教养而敏锐,他能非凡地享受生命。

  ——《旁观者报》

 

  此书不仅仅是一本悦人的读物,更是一部理解沟通的指南。一位从地球另一边来的客人,在书中捕获和描述的,不是成见或者丑化,而是波士顿精神永恒的含义。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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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波士顿精神

 

  到波士顿而不到波士顿东南三十七英里的普利茅斯,这令我耿耿于怀。于是我去了两次。第一次是和我的艺术家友人曾宪七,第二次是独自前往。就是在第二次拜访普利茅斯时,我明白了自己所说的波士顿精神。

  首次访问是在八月一个温暖的周五早晨。我们的车停在一处公共停车场。太阳躲在云中某处,但在纯净的海洋空气中,万物看起来都明亮新鲜。我们跟随大批游客走进一座搭建得干净利落的茅草房,它作为早期定居者的房屋复制品,就坐落在海边。我们从一位皮肤光滑的小姑娘手中买了几张卡片,她穿着刚洗过的朝圣者服装。接着,我们听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讲述了1620年在普利茅斯岩(Plymouth Rock)登陆的故事,他穿着彩绸制作的朝圣者式衬衫和长裤,戴着朝圣者帽子。当我们走上一个还未完工的老式普利茅斯堡垒复制品的天台时,另一个穿着朝圣者时代军服的小男孩举着一支长矛从木楼梯上冲了下去。我们从科尔山(Cole’s Hill)上眺望了普利茅斯港和朝圣教堂(Church of the Pilgrimage)。宪七给马萨索伊特雕像和注有“纪念五月花号上的英雄女性们1620—1920”字样的纪念喷泉拍了照片。“朝圣者少女”的雕像和布鲁斯特花园(Brewster Garden)让我们逗留了更长时间。我们走上木制台阶去参观了雷登街(Leyden Street)古老的房子,在找到朝圣者曾经住过的现存唯一住宅赫兰屋(Howland House)之后,我们往朝圣者大厦博物馆(Pilgrim Hall Museum)里偷窥了一阵。当我们从祖先国家纪念碑(National Monument to the Forefathers)离开时,遇见了一队穿着三百年前古代打扮的人,虽然服装都是新裁剪的。有人告诉我们,这是普利茅斯古玩协会(Plymouth Antiquarian Society)每年夏天都要进行的“朝圣者行进”活动。

  两个月后,我乘火车重访了普利茅斯,径直走向普利茅斯岩的柱廊。在我后面只来了一位游客,他大声读出了岩石上写着的时间,1620,片刻之后便离开了。柱廊里没有身穿朝圣者服装的小男孩,空无一人。岩石看起来纯净安详。我在两根廊柱间坐下,靠着其中一根,凝望无垠的大海——永远不息,却如此平和。我的思绪洋溢,因为如今我已经读了一些关于普利茅斯的故事。我开始思考朝圣者们是为何以及如何踏足这块岩石的。

  英国朝圣者们来到美国时带着一个理想,一个信念,还有赤手空拳。他们确实雇用了迈尔斯·斯坦迪什作为保护者。他既不是清教徒又不是纯粹的朝圣者,但他被证实是一个杰出的勇者。古文献是这样记述斯坦迪什上尉和朝圣者团队的:

 

  ……必须表达的是对他们的赞颂,虽然有着日夜无法避免的痛苦,但他们以自力更生的苦干和拼搏,帮助了被疾病和死亡威胁的同伴,一个值得被纪念的稀有典范。

 

  这告诉我,一百零四名“五月花号”的乘客是一群好人的团体。只有在这样一个团体中,像斯坦迪什上尉这样的人做出的善举才会得到肯定的褒奖。我虽不是一个常常持怀疑态度的人,但在拥有各种各样报道的当代人类社会中,我们是否真的能了解人的善恶?且不提一个好人是否希望被褒奖,或者我们的社会中是否有斯坦迪什上尉这样的人,无论他是美国人、英国人,还是中国人。笼统地说,我们如今似乎已经失去了为支持自己的价值观而挺身而出的能力。我只希望朝圣者精神依旧主导着我们。

  不过,我也怀疑,在朝圣者们的琐细日常中,他们是否真的和我们不同。我很肯定,他们在六十六天悲惨多灾的旅程中,挤在一条九十英尺长、二十六英尺宽的船里,发生摩擦是必然的。当食物变得无益而且不洁,疾病和死亡会来临;在旅途中和登陆普利茅斯之后,肯定会有悔恨和不满。但这些人有一个信条,一个他们坚信的共同信念。他们想要找到一个能够被允许带着自由信仰生活的地方。是这样一个信念让他们怀着容忍团结起来,赋予他们能够面对千难万险的无畏精神。我不记得在中国历史中有任何类似的事件。我们只有一些孤立分散的例子,是一些名士为了儒家的忠君理念而死。殉道而死与为了坚持一种信念而冒险并不相同。我可能不该说“五月花号”的旅客里没有当时的名人,但就我所知,他们大多数似乎只是普通人,为了信念而冒险。这在中国历史上闻所未闻。有人也许读过翻译的中国名著《水浒传》或者赛珍珠(Pearl Buck)译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可能会认为书中那一百零八个造反的人便是这样的例子。但他们都是虚构人物,他们的事迹更像是罗宾汉,而不是源自朝圣者精神。

  中国历史充满了暴君对中国人民的一次次压迫。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压迫事件之一是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对统治者最轻微的批评都会导致作者掉脑袋,亲友遭诛连,而作品会被收缴焚毁。

  朝圣者精神在远东不为人知,这是件憾事,否则可能会有大批中国人逃离文字狱的迫害,在太平洋某地建立一个新中国,就像大西洋对岸的新英格兰一样。但这有可能吗?我们中国人首先就不是航海民族。大部分中国农民和劳工能够吃苦耐劳,但他们从未被任何伟大信念所唤醒并站立起来。而且,以我的观点,整个中国历史中,很少有大儒体现出勇气与宽容;虽然有的为信念而死,但那种信念与朝圣者的领导们所追求的并不相同。不过,中国人对自由的热爱却和其他民族的一样伟大。每隔一百或数百年,暴君便会被推翻。每个朝代更迭都导致大量的苦难和流血。我希望我们中国人如今能够学习朝圣者的精神,致力于集合起我们为共同利益而做出的努力,而不只是试图去推翻一个又一个朝代。在此,我对所有在普利茅斯岩登陆的朝圣者们表示敬意。

  众所周知,虽然“速佳号”(Speedwell)和“五月花号”一同驶出南安普顿,但她最终并未离开英国海岸,而“五月花号”运载着一百零四名乘客,在充满风暴的六十六天之后,于1620年11月21日,周一,在普罗文斯顿给他们带来了第一个真正的洗衣日。第二年春天,他们中有一半人死去了。剩下的人们在一片荒凉之地艰苦求生,终于迎来了丰收。这便是美国感恩节的开始。感恩节是美国独有的节日。过去三百年中,美国人一直在庆祝它。

  在整整一年忍饥挨饿的劳作之后终于确认接下来的日子里可以吃饱肚子,这一定让第一批朝圣者们欣喜若狂,但强大的信念和无畏的精神让他们保持了理智。在第一个感恩节之前的日常生活中,稀缺食品的审慎分配一定给负责这件事的人员带来了巨大压力。我也许并不正确的猜测是,这几个人应该来自一百零四人中的二十位妇女。这二十人中的几个只是小姑娘,而另外几个则因染病,在到达普利茅斯前后便已身故。剩下的妇女们以节俭、严格和公允行使着自己的职责,而她们的男人们则坚持信心和忠诚,先是保持了“五月花号”的船况,然后开始在他们第一片定居之处的土地上垦殖。我没有资格去评价或描述朝圣者们所经历的困苦,但我知道,假如他们之中没有妇女们去处理日常琐事,并且用严格与公允去平息他们的脾气,这个故事可能会有所不同。

  一位拥有良好教养和公正观念的女性是一个良好社会合理传统的中坚,因为她将会以坚定的信心去维护秩序,无论这秩序给她自己带来的是什么。我这么说也许有些偏激,因为我是从祖母那儿感受到了这种坚定的信心。正如我在《儿时琐忆》(A Chinese Childhood)中所描述的,她管理着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四十人的大家庭。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很多杰出的女性辅佐了明君的成就,但并未流芳百世,倒是那些导致王朝崩溃的女性依旧被人们记得。想到这一切,我不禁要对“‘五月花号’的英雄女性”致以敬意。

  我想,美国先祖精神的女性一面,如今在波士顿女性中依然繁盛。我曾经遇见一些九十高龄的波士顿老太太。她们依旧像坐在维多利亚时代高背椅那样身姿挺直,话音坚定,生活节俭。当我听说一位波士顿女士坚持要途经戴德姆去周游世界时,我笑了,但依然钦佩她追求目的的无畏勇气。我们不应忘记早期朝圣者女性和早期波士顿女性为美国社会的稳定所做出的贡献。

  下面这个片段来自约翰·昆西·亚当斯在九岁时写给父亲的信件,它说明了我的观点:

 

  敬爱的先生:

  我很希望能收到信,虽然我不太爱写。我的作文很差。我的想法总是太飘。我的思绪经常追随着鸟蛋、玩耍和其他琐事,直到把自己弄烦了。让我继续学习是一件让妈妈很烦恼的工作……

 

  虽然美国第二届总统希望让儿子在优良的传统中成长,但事实上,是小男孩的母亲在不避烦恼地让他继续学习,最终成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以及这个国家的第六届总统。在塑造美国的工作中,约翰·亚当斯夫人的贡献并不比她丈夫小。波士顿名门从殖民地早期至今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无价的。我来自一个几百年的老传统总被尊崇的国家,而当我看见古老的中国传统正在解体时,便愈发欣赏这一份波士顿遗产。

  在九岁的幼年写下上面这样一封信是令人钦佩的。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母亲一定是当孩子刚会说话时便让他开始学习了。中国历史中有很多聪慧孩童在幼年便能诵诗甚至作诗,但在最近几百年并不多见,因为中国多灾多难。非常奇妙的是,当我在康涅狄格州桥水镇(Bridgewater)范怀克·布鲁克斯家中时,一个八岁的波士顿男孩给我做了一次将近一小时的采访。布鲁克斯夫人的孙子汤米·索顿斯托尔(Tommy Saltonstall)当时正好在那儿过复活节假期。他说他在学校里正在上一堂关于中国的课,有很多问题要问我,好在回校后向同学们汇报一些信息。我一时语塞,我总是惧怕遇见采访者,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被采访的理由,虽然我在英国和美国的出版商们对此并不认同。这一次我别无退路。汤米开始给问题打草稿,然后用打字机打在了几页纸上。当我看见他手中的一摞纸,便知道这个采访会很长。我回答了很多关于中国气候、疆域、人口、山脉、河流、湖泊、衣着和饮食之类的问题。最后汤米问我:“您关于中国最喜欢的记忆是什么?”“我的祖母!”我不假思索。他微笑了,起身与我握手。我们从那天起变成了好友。

  于1956年10月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一个中国艺术家如何绘画”的演讲之后,我和克林顿·罗斯特教授通过校内共同的友人哈罗德·沙迪克教授结识了。当我们一同乘机前往纽约时,我了解到,罗斯特教授的祖先于1630年从旧英格兰来到新英格兰定居,家姓后来从罗切斯特(Rochester)改为了罗斯特。我们还发现我们在波士顿有很多共同的友人。就是在罗斯特教授的《第一次美国革命》(The First American Revolution)中,我发现我对于波士顿精神的观点被强化了:

 

  荒野迫使那些想征服它的人在不懈的辛劳中度日。定居者们无法分出合理的时间给政府,于是坚持放弃政府,以业余水平去实现有限的政府职能。早期美国对自主的定义是远离政府的自由,这一点因为边疆地带的条件而变得更得人心,而且更有意义。对于数以万计的英国人、德国人和苏格兰—爱尔兰人来说,这是一种激动人心的全新体验,使得他们最终能够在被彻底“放任”的地方建起家园……

 

  这种“放任”的自主也是公元前6世纪伟大的中国哲学家老子所挚爱的理想。他的理念是“无为”,也就是“不行动”或是“不干涉”;政府不应该有任何妨害人民和平追求生活的行动。这样一个不行动的政府在中国从未实现过,中国人民于是一直生活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的暴政之下。为何美国能成功缔造一个“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罗斯特教授也为我解答了这个问题:

 

  荒野本身不创造民主;事实上,它反而常常催生出那些对它有敌意的主张和机构。但它确实帮助制造了美国民主的一些原材料——独立自主、社会流动性、简朴、平等、反特权、乐观,以及对自主的忠诚。同时,它强调了自愿合作的重要性。团体概念在边疆生活中也是有用的,无论是自卫、建造谷仓,还是剥玉米。“自由协会”“互相隶属”和“荒野”……

 

  所有这些原材料在波士顿都有各自的根。是第一批波士顿人将远离政府的自由作为早期美国对自主的定义。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远离政府的自由”并不是指没有政府,而是指一个政府的运转不对人民施加不需要和不合理的干扰。

  在我1953年居留波士顿的几个月里,打压非美活动的措施不光在波士顿,也在美国各地导致了不安的气氛。这不影响我的旅行,但却常常成为话题。紧张局势肯定是有的。当我回到英国牛津之后,常被问起此事,似乎一种新的暴政正在美国萌芽。后来,我于1955年秋再访纽约,其间不时会来到波士顿。一年多前那种不安的空气已经消散了。约瑟夫·韦尔奇先生,一位波士顿著名律师,正在致力于人权自主,保证“远离政府的自由”。在此之前,哈佛大学的新总裁纳桑·M. 普西博士以他安静的方式,推翻了政府对拥有三百年自由的美国教育的干涉。热爱普世自主的波士顿精神再次行动了。波士顿精神依旧活着。目睹第三种思想暴政正威胁着大多数的当代人,我愈发珍视自己找到的波士顿精神,并希望它能够激励人们坚持对普世自主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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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言:波士顿对话

波士顿鼻子

波士顿小山

波士顿圣诞

波士顿大雪

波士顿宫殿

波士顿的河

波士顿四季

波士顿眼睛

波士顿耳朵

波士顿石头

波士顿鬼魂

波士顿嘴巴

波士顿中国

波士顿兄弟

波士顿仙人

波士顿石龙

波士顿酷热

波士顿舰队

波士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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