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贤，中国作家协会与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作品有小说《九疑烟尘》《花溅泪》《岔河涨水》，散文集《残荷》《戴明贤散文小说选》等。影视戏剧作品有《家祭》《夜郎新传》《捉鬼》《燕楼惊豹》，以及《双婚疑案》《天残地戏》等。同时从事书法篆刻，有《戴明贤书法篆刻集》《对山集•戴明贤卷》等出版。

《子午山孩》为《戴明贤集》第八卷，系戴老贵州系列作品之一。子午山是清末黔地诗人郑珍家乡之山，子午山孩则寄寓着其对慈母的孺慕之情。《子午山孩》以郑珍之诗为载体，以诗人生平编年为序，释诗与传人有机融合，集编年、纪事、译述、注解与评议为一体，立体地呈现这位寂寞百年的诗人的诗意世界。

贵州地处西南边陲，交通闭塞，鲜得中原文化之青眼。晚清之际，遵义沙滩村出现了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文化精英群体。郑珍（1806—1864），清末著名学者、诗人。字子尹，号柴翁，自署子午山孩、巢经巢主。道光十七年举人，所著有《说文新附考》《巢经巢经说》等。郑珍心境淡泊，恬淡寡欲，唯愿奉养双亲、苦研经学，奈何家境困窘，不得不下场应试；时世动荡，不得不避乱逃难。戴老盛赞这位乡贤前辈：“尼采说他只爱‘用血写成的书’，郑珍的诗真正是用血写成，具有极大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多年来，明贤兄不仅对贵州历史文化的开掘与书写，不遗余力，而且每有新作，必要进行学术文体、叙述文体的自觉试验，从《一个人的安顺》，到《物之物语》，再到这部集编年、纪事、译述、注解与评议为一体的复调文本《子午山孩——郑珍：人与诗》，一步一个台阶，显示了不竭的创造活力。

——钱理群

我从他的笔下，真正感到了一个作家对家乡热土的感情，与对这片土地上文化遗存和风土人情的熟悉是分不开的，也是做不得假的。戴明贤如此，一二百年前的郑子尹也是如此。读了戴明贤这部写郑珍的“诗传”，读了经他精心摘引、解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串讲”，而是融入了自己的心会）的郑诗，贵州这片曾经多灾多难、边鄙贫瘠的土地，变得于我亲切起来，诗人郑子尹的身影，也在他的亲人、乡邻、挚友和学生之间，像浮雕一样突现出来。

——邵燕祥

自序

古人说“诗有别才，非关学也”，我就因缺乏诗才，想学做诗而学不好。但我喜欢读诗，相信诗是文学之冠冕。无论哪个民族、哪个时代，其本质特征和精神风貌，往往在诗歌中得到最准确、鲜明和生动的展现。我又相信诗是文学（一切样式的文学）之灵魂，不学诗，无以言；文而无诗，行之不远。

吾国素称“诗国”，诗人灿若星汉，好诗不计其数。我对国风屈原、曹操左思、李杜小李杜、后主易安、稼轩放翁、纳兰容若龚定庵，固然都百读不厌；而爱其诗兼爱其人者，有陶渊明、苏东坡和郑子尹三家。定庵有《三别好诗》，陶、苏、郑就是我的“三别好”之一（之二则是辛、陆、龚）。而囿于根深蒂固的“布衣情结”，三位中又以自觉选择耕读生涯的陶、郑更觉亲近。东坡做过大小官职，身不由己，我心仪他的，是不论顺境逆境，都以一种审美眼光观察万事万物、无可无不可、把生活艺术化的那份胸襟和睿智。

读陶诗，心情比较单纯：跟着他享受“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就是了。好几位退了休的朋友索字，我就给他们写这四句。读苏诗，赏其清雄之余，更抱着一个天大的“屈”字：这样的人中龙凤，被一班宵小嫉恨，一再陷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万里都不打紧，要命的是不准回去，求做自食其力的渊明而不可得。这份苦太沉重了。

读郑诗，则是感同身受的两难。陶渊明是做了小官而自己放弃。郑子尹不同，他与生俱来的兴趣是乡居、学术，而家贫亲老的情势推搡着他往学优登仕的“正途”上走。如果真走上了，他必定能做个清正爱民的好官；然而他不肯做迎合判卷人兴趣的时髦文字，就做不成官。这个解不开的死结，有如双马分尸，令他吃尽苦头，不仅自己差点死在考棚里，更让两个孙子夭折在了赴任途中。

渊明、东坡，家喻户晓；郑子尹却寂寞之至。

子尹名珍，是晚清大诗人。贵州遵义人氏。“遵义会议会址”坐落的子尹路，就是以他命名的。

研究清诗的权威学者，对郑子尹《巢经巢诗》评价都极高。清末大诗人赵熙平生批注古近代诗数十百种，持论极严，不轻许可，而断然评子尹诗为“绝代经巢第一流”。吴敏树说：“子尹诗笔横绝一代，似为本朝人所无。”陈夔龙说：“近人为诗，多祧唐祢宋，号为步武黄、陈，实则《巢经》一集乃枕中鸿宝也。”（号称学的是黄庭坚、陈与义，实际是以郑子尹为秘密捷径。）钱仲联说：“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又说：“同光体诗人张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之帜，力尊《巢经巢诗》为宗祖。”汪辟疆更说：“唐宋人真正可称为大家者，仅太白、杜公、右丞、昌黎、香山、东坡、山谷、剑南、遗山、道园十家。名家甚多，吾只取元结、孟郊、李商隐、韩偓、梅尧臣、王安石、陈师道、陈与义、顾炎武、吴嘉纪、厉鹗、郑珍十二人。”（以上转引自白敦仁先生《巢经巢诗钞笺注·前言》）连眼光超卓的钱锺书先生，对郑子尹也赞誉有加。《谈艺录》中一处说：“清人号能学昌黎者，前则钱萚石（载），后则程春海、郑子尹，而朱竹君（筠）不与焉。萚石实非学人，诗佳处亦都在放笔直干，非以襞奥衍开生面。程郑皆经儒博识，然按两家遗集，挽硬盘空，鳌呿鲸掣，悟无本‘胆大过身’之旨，得昌黎以文为师之传，堪以宋之王广陵鼎足而三；妙能赤手白战，不借五七字为注疏考据尾闾之泄也。”这是说子尹学韩愈一路的诗，既有深厚的学问识见，又有诗心诗情，不像有的学人用诗的形式做注疏考据文章。钱先生在另一处说在抗战流离中读到子尹《自沾益出宣威入东川》诗，“写实尽俗，别饶姿致，余读之于心有戚戚焉”。这说到子尹的另一路诗：以白描手法，描绘眼前情景。“写实尽俗，别饶姿致”八个字，评说无剩义了。

然而，今天的诗词爱好者，十有九人不知道郑珍其人其诗。

郑诗未能广泛流传，原因在于“天时、地利、人和”他一项都不占。

贵州建省晚，僻处西南一角，从来不受先进地区、主流文化的青眼。曾见近代笔记中有一例证——光绪十二年丙戌科，皇帝钦点状元为贵阳人赵以炯。大学士翁同龢谏曰：点一个贵州人为状元，恐江南举子不服。状元如此，何况等而下之者。郑珍不仅是贵州人，而且是一辈子僻居山乡的贵州寒士，足罕履通都大邑，友不交大佬权贵，知音唯三五挚友，传播仅府县之间，何来地利与人和？至于天时，王瑶先生在《陶渊明集·前言》中说，陶诗在当时简直没有人注意，等到他在文学史上有了一个较高的地位，已经过去三个朝代了。他说：“为甚么陶诗在当时这样不受人重视呢？原因之一是他人微地轻。”郑子尹不仅人微地轻，而且天时尽失：身后五十多年，就兴起提倡白话文新文学的“五四运动”，整个旧体诗词都迅速被边缘化了。赵翼说得有道理：“后代时逾前代久，今人传比古人难。”

邵燕祥先生序：一个诗人的存在和发现

自序

郑珍家世

郑珍诗传

后记

总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