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60后”作家访谈录》：
周新民：我了解到，你是出生在乡村，有哪些因素推动你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东西：我似乎有点写作天赋。小学时，常写顺口溜或者山歌，被老师选抄到墙报上。读高中时，作文偶尔得到语文老师表扬。看完电影写影评，放进县城电影院的投稿箱，署名“田代琳”的影评被印贴在电影院的橱窗里，还得到电影院奖的4张电影票，这是我的第一笔稿费。于是，我到图书馆借小说来读，读着读着，就有了做作家的冲动，想把自己遇到的不平写出来。但那时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是一个念想。
后来考上河池师专中文专业，遇到韦启良和李果河老师，他们本身在写，也竭力鼓励学生们写。看到老师不停地拿稿费，手痒心急，开始悄悄写作，参加学校的“新笛文学社”，听作家老师讲课，参加征文活动。继而，诗歌获奖一次，散文获奖一次，信心爆棚。半夜三更起来写小说，幻想像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喻杉那样一夜成名。稿件一放进邮筒，脑海里就出现画面，想象这篇稿件如何历尽千山万水，到达编辑手里，又如何被编辑赏识，同意发表。十天半月，稿件没发，被退回来了。于是，又改投第二家，还是没发。休息一段时间，找找原因，再写第二篇。那时不敢投太高级的杂志，只投地市级或省级公开发行刊物。内刊发了许多，公开刊物只发表过一首小诗，在《河池日报》副刊上，获8元稿费。领稿费时，柜台里的阿姨问，你的文章发表了？我自豪地点头。她说不简单呀。那年我18岁。
现在回想，促使我走上文学道路的恐怕有如下五个原因：一是过早地了解了人间百态，乡村的生活是叙事的，张家长李家短，我七八岁时就知道了，他们的故事像今天报纸上的连载小说，每天都有新情节，而且还出人意料。这些生活中的故事，一点也不比书上的故事逊色，黄色的尤甚。二是我有满腔的悲愤和委屈，这和家庭成分不好有关，读书时常被同学欺负，有了文字组装能力后，就想把委屈写出来。三是母亲勤劳、善良，她非常辛苦，却一直供我读书，我无以报答，总想用笔来写写她，写她的辛苦和艰难。四是被作家这个神圣职业所吸引，那时的作家深受读者爱戴，他们可以为民请命，为民代言，还可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像鲁迅，以笔为刀。五是欣逢文学最好时代，有老师们的鼓励，有编辑们认真的退稿信，还有远远超出工资的稿费回报。
周新民：你的处女作是发表在《广西文学》1986年第8期的《龙滩的孩子们》。后来又发表了《孤头山》《醉山》《稀客》《秋天的瓦钵》《回家》《祖先》《地喘气》等小说。我注意到这个时期的创作，你都是用本名“田代琳”发表的。从1992年开始，你用笔名“东西”发表作品。我把你用本名发表作品的时段定位为创作起步时期。你曾说“这个时期没有目标，没有定法”。你能回忆一下这个时期你尝试了哪些方法吗？
东西：读大专的时候，常到图书馆翻看最新文学杂志。当时中国文坛被扯得最多的就是“寻根文学”，代表作家是贾平凹、韩少功、阿城、何立伟等。他们所写的乡村与我的家乡相似，一草一木被他们雕刻，乡村的风俗被他们详细描述。越看越有亲切感，特别是平凹先生的《腊月·正月》，仿佛就在写我的村庄，里面人物姓氏与我的村庄人物姓氏巧妙地部分吻合，我就想原来我身边也有文学资源，原来越土的越有价值。当时，作家们写乡土题材就像今天的“80后”写城市题材一样时髦，这大大提振了我写作的信心。虽然，我没有写过类似于“寻根文学”的作品，但我曾经在日记上，笨拙地记录过乡村的生活，甚至记录过一只鸡如何从我面前走过。后来，阅读了先锋小说，莫言的、马原的、余华的、苏童的、格非的、吕新的……由此上溯，阅读了卡夫卡、罗布·格里耶、克洛德·西蒙、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加缪、萨特……那时被罗布·格里耶的电影小说《去年在马里安巴》震晕，羡慕嫉妒恨，觉得这样的小说才叫小说，由此迷恋先锋小说或者新小说，渴望写出主题深刻、细节精巧、语言独特的作品。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