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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炙热还没散尽。这是一个初秋的午后，白日里的气温还弥漫着秋老虎的余味。青年法官科密沃什·克里斯托弗在办公室研究手里的离婚案卷宗。
其中有一宗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很久以前，他认识双方当事人。判决协商定在隔天，他认识这位痛苦的丈夫，这是个年轻的医生，是首都一家诊所的主任。两人从前就读于同一所中学的低年级，上大学后又经常在一些社交活动，比如舞会、聚会中遇到。法官时常回忆起他这位优雅、深沉，神色羞怯的同学。现在，他整理着这些材料，医生的形象便跃然眼前了。早前的某次大学舞会上，他看见他，二十二三岁的年纪，在大饭店辉煌的前厅里徘徊，面带尴尬的笑容，不谙世事地卖力回应着大人物们亲切和蔼的关切。他也立在人群中，年轻的实习法官不免同情起这个早已被他忘诸脑后，差点没认出来的同学。这是一阵瞬间爆发、毫无来由的情感冲击。但马上，一股无法抗拒的钳制力量将他俩分开，零星客套的一番寒暄和礼貌的微笑致意之后，两人又匆匆地擦肩而过。像这样沉默的相聚在两人之间周而复始地发生着。他们都知道，这样的碰面是毫无意义的，只是简单地握握手，礼节性地问候几句；是的，如果“聊些别的什么”呢？别的？聊什么呢？法官站在窗前，思绪飘散开去。
透过打开的窗户，就能听到从看守所院子里传来的卡车车轮的转动声，看守的口号声，接着是重物，也许是大麻袋被重重抛下的声音，劳作的声音。法官办公室的窗口正对着看守所那面布满通气天窗的防火墙，夏日里闷热异常，冬日午后则早早地便天昏地暗了。按照他的官职，这个事业刚刚起步的政府官员只能暂时在大楼里委身一隅。临街舒适、宽敞的办公室只分给职位较高的法官，不过他也觉得这样安排完全合情合理。楼下院子的空地上，犯人们正从卡车上卸麻袋，他们把重物往肩上一扛，排着纵队消失在地下室活动门的背后。法官已经在这间办公室待了三年，每天都会看几分钟院子里的动静；犯人在这里散步，前来探视的被拘押或被判刑的犯人的家属从这里匆匆走过，参加听证会的拘押人员也从这里被带入法院大楼。他对这幅画面，这个悲伤、单调的世界了如指掌，但假如下班前不在窗前站上一会儿，不像猎奇分子需要确认搜寻到了奇闻异事一般怔怔地盯着窗外看一会儿，他的一天是无论如何也没法结束的。看守所里的日常生活循规蹈矩，就像工厂里的每一分钟都被精确地分配好一样——这里发生的一切，也许并不像外人想象得那么惊悚恐怖，却也是哀伤绝望的。他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每天对着看守所的防火墙和铁门紧闭的院子盯上几分钟。
格雷纳尔·伊姆莱，格雷纳尔医生，他无意识地默念着。这是医生的名字，现在他准备和妻子离婚。法官仔细地审阅了老同学的个人档案，往事一幕幕浮现。格雷纳尔医生出生在北部地区的一个撒克逊人家庭。现在他才知道医生长他半岁，六月份就满三十八了。尽管两人是同学，可他要到十二月才过三十八岁生日。不知为何，得知这个信息让他有些惆怅。他妻子的年龄也让他大吃一惊：她也过了三十。案件的双方在他的脑海中鲜活起来，活灵活现地站在他面前：九年前，一个热得人汗流浃背的夏天，他在玛尔吉特岛的网球场上第一次看见法泽卡思·安娜；那会儿，这个朝气蓬勃的姑娘不可能认识格雷纳尔医生；至少没听说他俩订婚的消息。某天夜里，他们在岛上散步，朝玛尔吉特桥的方向走去。他提着姑娘的球拍，法泽卡思·安娜穿着蓝白条纹的夏装。路上漆黑一片，他们聊起了多瑙河之旅。他在马车站边的一盏路灯下仔细端详法泽卡思·安娜的脸庞；年轻的姑娘在昏暗的灯光下微笑着转向他，嗓音温软柔和；但她的温柔，她嗓音中模糊的、淡淡的意蕴也许只是他的想象。他们一行四人，有一个姑娘是法泽卡思·安娜的朋友，另外还有一位稍年长些的先生，是那姑娘的父亲。在此之前，她只见过法泽卡思·安娜两次，最多三次；关于她的情况，法泽卡思·安娜只知道她父亲是名校园督察，几年前退休，随后就搬来了佩斯；姑娘从小在佩斯的一家学院里长大。安娜是个营业员，近几年来，她总是流连于各色舞会。她们聊了些什么呢？他已记不得了，不过耳边至今还回响着姑娘的声音。接着四人便静悄悄地在这段迷迷蒙蒙的路上走了一会儿。他在第一个路口那儿驻足，姑娘突然转向他，似乎有什么话要说。这时，他把她的脸看得清楚分明了。他们已到桥边，又默不作声地继续走着。第二天清晨他出发去度假，在奥地利的温泉度假村里待了四周，他就是在那儿遇见了自己的妻子。不过他们一年后才成为情侣。那年，他已经向妻子求了婚，在那场非正式的订婚仪式上，他娴熟地周旋于众人之中——他加入了一个叫“女孩之家”的社团，但热衷于散播小道消息的妇人和姑娘们早就知道他订了婚——他还遇见了法泽卡思·安娜。这姑娘身材匀称，也许称得上漂亮……漂亮？法官低头看了看院子，像是在找什么人。卡车的车斗已经倒空，守卫押着最后两个扛重物的犯人朝铁门走去。法泽卡思·安娜的面容早已模糊。
他把文件摞放整齐，把准备好的文件按照法律条款排列好；双方声明已分居六个月，以“非法遗弃”为由申请解除婚约。他坐下，弯腰从桌子底下的抽屉中翻出一盒廉价卷烟，塞进公文包里。又从另一个抽屉中翻出几根上等香烟——这些香烟是为来客准备的，他自己只抽赫塔或者女佣在家里卷好的廉价香烟。但现在他准备去参加聚会，也许需要给别人递烟；因此，在公文包里塞几根过滤嘴饰有金线的香烟是必不可少的。他的这一举动也并非是完全不情不愿的；他觉得公文包夹层中出现这些“惹眼”的高级香烟这类炫耀的小细节能够为他减轻少许经济上的压力，也许生活，至少他和他的个人生活会舒适、平和、富足些——他满足于这种廉价的香烟，也不排斥其他风格的服装或者住宅，甚至更单纯些的社交方式。揣着金线过滤嘴香烟，他便属于这个“大千世界”——他早就熟悉这种思维方式，不过当下这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因为他参加聚会，无论过程中的体验是好是坏，他都不用背负如此沉重的负担，只需“在场”即可。他轻叹一声，厌倦地笑了笑。他叹息是因为生活，他承受了太多生活中的“社会”责任；而他笑则是因为这一切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他整理好材料，机械而熟练地把香烟和其他几样个人物品锁进抽屉：钢笔、放大镜、一小瓶绿色墨水。他尤其中意这种特殊的颜色，假如助理法官或是他自己不小心让绿色墨水干结成块，甚至不在桌子上时，缺失感便会立刻浮现出来。
他边想着法泽卡思·安娜和格雷纳尔·伊姆莱，边把钥匙塞进口袋里。已过六点半。这个时候，大楼早已人去楼空，悄然无声了。还有四份离婚案卷宗躺在他的案头，他一一取来浏览，最后不耐烦地往其他文件堆里一扔。他搜寻着最后一次与法泽卡思·安娜相遇的回忆，却没有成功。法官近几年已很少参加聚会了——他不声不响地退出，也许是因为家庭原因，也许是因为拮据的经济状况——不过除此之外，还有时机的原因，他过早地进入机关，被圈入婚姻的围城；这是他不愿细思的一面，他的意识深处隐藏着某种他一直不愿用机敏的目光搜寻的东西。法泽卡思·安娜结婚的消息是他从报纸上得知的。后来几年，他再也没听说他们了。他突然回忆起那一刻，陌生得让人吃惊，那一刻，他听到格雷纳尔·伊姆莱，就是这个格雷纳尔·伊姆莱，这个他少年时期、大学时期萦绕于思绪中之人，这个他愿意满怀热情地与之促膝长谈之人，这个与他时常照面却永远无法深入交谈之人，娶了他认识的姑娘，她……回忆就此打住。法泽卡思·安娜是谁？除了那些肤浅的、比逢场作戏更浅薄多余的社交关系，对他来说，她是否还有其他意义？他只在青年时代，在网球场上遇见过她两三次，结婚后还在另一些地方遇见过她；可关系如此粗糙生疏，一如他在社团中认识其他年轻姑娘或妇人那般，连名字都不曾知晓。他还是觉得，正巧是这个格雷纳尔·伊姆莱娶了这个他在玛尔吉特岛上一起散过一次步，这个在昏暗的小路上转向他片刻、欲言又止的姑娘法泽卡思·安娜，是一件极不可思议之事。那时，她什么也没说。而现在，格雷纳尔·伊姆莱夫人法泽卡思·安娜的资料就摆在他桌上。生活就是如此，他不免戏谑地想；他讥讽似的低声笑起来，就像在指责自己的这个粗俗结论。
离婚诉讼是女方提出的，她控告格雷纳尔·伊姆莱犯有非法遗弃罪；同时，还有另外三份“非法遗弃”卷宗散落在他的办公桌上；法官焦虑地看着这些文件。刑事案件中，他一定会因为熟人避嫌的原则回避，例如在这种曾经是校友、有点头之交的熟人案件里，他是不能审判的；而这桩离婚案件的各项条件都符合要求，若不出什么差错，最后也调解无果，那么第二天下午离婚判决便可生效，格雷纳尔·伊姆莱与妻子法泽卡思·安娜就正式离婚了。他认识离婚当事人的这一事实当然无法成为他要求主持调解会的理由。他将桌子上的一切都摆放整齐，时间不早了，他又向楼下看守所的院子里望了一眼。他确信那儿没有人后，便拿起帽子，娴熟地在走廊中踱着缓步离开了大楼。大楼年迈的门房朝他恭敬、亲热地打了声招呼；每当这位年轻的法官进入或是离开大楼时，他便会奉上自己的热情，而别人应该无法察觉。他刚刚萌芽的自尊心有些受伤，但同时又感觉良好；这个卑微、低级的工作人员就是如此向一个与他级别相差悬殊、比他社会地位显赫得多、在政府这个集体中更吃得开的法官打招呼的；法官体会到了各种内涵，也感觉到了带有敬意的慈爱，他努力维持着尊严，同时也友善地向门房点点头，因为农民出身的老门房属于这个体量庞大、错综复杂的集体，而他也正是这个集体中高贵而优秀的一员……他在门边停下来，照着大楼上的钟校准自己的手表。他想起了看守所的院子，想起了放在桌上的文件，也想起了将他与这栋大楼和其中的人群、法官、办事员、执行官融为一体的清晰内敛却又生机蓬勃的归属感。就像往常一样，作为最后走的法官，他满怀内疚、歉意和迟疑地离开了这儿——他勉为其难地离开工作岗位，就如同修士迈步走向大千世界那般迟疑不决。在这一刻，这种感觉，除了用面对陌生环境时从心底生发的对世俗无缘无故的恐惧来解释外，他无法给出任何其他理由。他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疑惑地四下张望。在他身后，门房关上了厚重的松木大门，插上了门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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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星期日时代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