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丽，1963年生，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散文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著有《文海晚晴——20世纪末老生代散文研究》《当代北京散文》《散文中的北京地域文化书写》等专著；主编《散文批评三十年》《百年美文•地域卷》（上下册）等。

本书是著名散文研究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亚丽对20世纪中国散文的研究全新结集。书中的文章有两个特点：一是角度新颖，比如作者对于现代散文家丰子恺、朱自清、张爱玲及萧军等人的散文特征的把握，都呈现了作者独特的批评视角。二是研究视野开阔，既有对散文本质特性的深入研究，同时也有对于散文与艺术、地域文化等关系的挖掘。

杨绛在现当代众多女性散文作家中，以个性鲜明、外柔内刚、不事张扬、充满智性而受到学界的关注。读杨绛的散文，人们会更多地体会到“才子”的韵味。

杨绛的父亲是一个正直、倔强的律师。曾留学日本、美国。晚年曾作过上海《申报》的“主笔”。他喜欢收藏古玩，喜读杜甫的诗；对植物学、音韵学都有兴趣。他思想开明、民主。对妻子也情谊深厚。杨绛说，“父母好像老朋友”，“他们俩同年”，“无话不谈”。杨绛的姐妹都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读书的权利。生活中杨绛受父亲的影响最深。甚至她曾经想学习法律，好给父亲做助手。她桀骜不驯、超尘出俗、幽默诙谐的性格特点，与这样一个宽松、自由、平等的家庭环境，有必然的联系。她的这种性格特点，当然也会不自觉地反映在她的散文作品中。

她的家庭状况以及在“文革”以前的生活，与冰心的十分相似：生活比较安逸、舒适，在国内读到大学，而后随丈夫出国，而且丈夫也都是大学问家。只不过杨绛在“文革”中经历了磨难；而冰心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因而，杨绛的散文更多地显示出她对于社会问题尤其是“文革”的思考与批判以及她思考过程中自然流露出的女性的睿智；而在冰心的散文里，则经常闪现着“爱”的光芒。

杨绛的散文，并不属于让读者“一见钟情”的那一类。要读懂它，须像饮茶一样细细品味，其悠远的韵味方能渐渐呈现。杨绛的散文，处处宣示着作者鲜明的个性：冷静、客观；不事雕琢，几乎没有过多、过细的描写；而且极其平易，很少有直接抒情。她散文 中的惊人之语，常常自然流露于不温不火的叙述之中。斗室破陋，不蔽风雨，但是“我等着它白天晒进阳光，夜晚透漏星月的光辉，有什么不好吗”？与日月同辉、以星月为伴，何等心胸与气魄！她并不是以华丽的辞藻或是柔婉的情思来吸引读者。但是她的散文，总有一种让读者荡气回肠的因子，那就是平易之中所蕴涵的智慧。

从总体看，她的平易与冰心的华美有异曲同工之妙。她的文字，虽表面平易，但绝不是柔婉，文字深层更多地透露出她的刚毅。她的真挚，可与季羡林先生的散文媲美，但是真挚之外，她特别惹人去感叹她的机敏。她总有让读者感到意外的东西，不管是回忆性的文字，还是关注社会问题的文字。这使她的散文常显露出戏剧性效果甚至是幽默的效果。关键是，无论产生了多么动人的艺术效果，她永远是一副冷静的面孔，不露声色，就像蒙娜丽莎的微笑，永远耐人寻味；也像相声中的“抖包袱”，是在“不经意”中巧妙完成的。

散文作为一种“侧重于表现内心感情与思想体验的文学样式”，散文家更多注意情感的抒发和理性的思考。“情感的抒发”往往是比较直接的，“思想的体验”又常常是理性化的。但是杨绛的散文却是一反常态。她“情感的抒发”往往是含而不露、含蓄蕴藉；“思想的体验”又常常附带形象的比喻或超常的联想与想象，又是形象化的。因而她的散文，无论是什么题材，都是“笑不露齿，怒不出声”。为了形象地表现她对社会问题的思索，她很会营造一个奇异的想象的空间，去表情达意；想象中一定带有浓重的文化韵味。她真正可以在想象的空间里自由驰骋。读杨绛的散文，人们首先领略到的是她那充满创新意味的思维方式。这种创新的思维方式，笔者把它叫做智性思维，主要指思维内容的奇异、精确、 机智以及幽默、含蓄的表达效果。智性思维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思维深度。

关于“文革”题材的散文，杨绛写得并不算多，主要集中在《丙午丁未年纪事》和《干校六记》两个“长篇”当中。在这些文字里，作者的诉说超乎寻常的平淡，她与有些作家的“声泪俱下”侧重“控诉”完全不同。她一方面用画龙点睛的语言，活画出“文革”中的“英雄”的丑陋，同时又真实地记录了她在这场浩劫中的抗争；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方面，就是她对于这场浩劫的深入思考。因为她的语言永远是不温不火，而且一切都尊重史实，客观、冷静，甚至相当从容，以至于给有些读者的最初印象是，她似乎写着“别一个”杨绛和默存。这使许多读者产生一个错觉，以为她是站在什么“文化的角度”来写“文革”，其实，大不然矣！她的笔尖常常带者讽刺、蔑视与愤怒。只不过，她的愤怒是无声的。

在《丙午丁未年纪事》里，她曾经还想搞明白“揪出来”的“算什么东西”；她和默存被分配去扫院子和扫女厕之后，他们还像小学生完成家庭作业一样，认真制作自己的“身份牌”。她把指挥“红卫兵”的所谓“头儿”，戏称为“极左大娘”，后面还特别加上注解：“一个老革命职工的夫人”。别人含着眼泪企求红卫兵不要给剃光头，她却“不愿长他人志气”，“由她剃光了半个头”。还解嘲说是小时候“羡慕”弟弟剃光头的结果。她用极其平静的语调，表明了她对于这场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劫难”的郑重思考：“我们这群‘牛鬼蛇神’是最驯良、最和顺的罪犯，不论谁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为一经‘揪出’，就不在人民群众之中，而在人民群众之外，如果抗不受命，就是公然与人民为敌，‘自绝于人民’。‘牛鬼蛇神’互相勖勉、互相安慰的‘官话’是‘相信党，相信人民’，虽然在那个时候，不知有谁能看清党在哪里，人民又是谁。”这既是实情，又是鞭辟入里的批判。那个年代以及她的经历，也逼着她去审视“好人”这个概念。“好人多吗？多的是什么样的好人呢？”

看过《干校六记》的读者都会记得《“小趋”记情》，杨绛把一只小狗写得有情有义，有声有色。这应该是作者在干校生活中唯一能给她带来快乐的动物，可惜不是人。因而她也少不了思考人与狗的区别：“是狗有人性呢？还是人有狗样儿？或者小娃娃不论是人是狗，都有相似处？”她这种出人意料的联想，一定会让人在发笑的同时，品出一种苦涩。就像《凿井记劳》里为了庆贺挖井成功，终于心想事成，买回一瓶烧酒，但是却没有下酒菜，只好以泥块糖下酒。这在“干校之乐”的表面，让人更多的体会到“乐”中之“苦”。同样的思路，在《学圃记闲》里她还说：“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其中的讽刺意味必须是读懂了她的全部散文作品的人，方能领略的。她还说，他们在菜园自己用树枝做的厕所“门帘”居然被人偷走，所以她和阿香只好“互充门帘”。这几乎是“黑色幽默”，更是无声的控诉。她更坦诚地说，她住在老乡家时，只有“帐子里狭小的一席地”，致使她常记起一个老人走向坟墓的一幅画，“自己仿佛也是如此”。这才是她在干校生活中的真实体验。绝不是什么文化的角度，而是极大的讽刺与蔑视。这就是她面对不公、面对过去了的劫难的彻底的否定态度，也正是她鄙视丑恶的具体方式。她对干校的思考，更可谓透彻：“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于干校学员却很见外。”“我们”种的菜、种的树苗通通被“他们”偷走，“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杨绛尖锐地指出，被那个时代奉为“楷模”的农民，却具有如此“美德”，而且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那些农民居然与“我们”为敌，这不能不让人去思考干校的价值何在。杨绛的见解常常是一针见血。

杨绛在散文中对于“文革”的思考，没有停留在一般的控诉的层次。她一方面身处其中，谈自己的真实体验，另一方面又站出 来，掷出“投枪”，直指这场浩劫的错误根源。

第一篇  聚焦创新思维

中国当代书画家散文创作的艺术特质

后现代主义散文的叙事策略

论当代散文批评主体的回归

当代散文创作摭谈

论“以文运事”的散文与“因文生事”的小说

散文诗文体特征探微——以“我们”散文诗群作品为例

第二篇  老生代散文研究

老生代散文与国学传统

徜徉于西方文化之间的老生代散文

跨越时空的心灵对接——老生代散文与五四文化精神

老生代散文：20世纪末中国散文史上的奇观

第三篇  散文与北京地域文化

散文与北京地域文化

散文中的北京胡同文化

散文视阈下的北京民俗探微

散文家笔下的北京名胜古迹

第四篇  散文家个体探微

天马行空般的自由境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怪才张爱玲

论萧军散文中的文艺思想和文化人格

蒙娜丽莎的微笑——杨绛散文的智性思维

金克木散文：在中西文化中行

论汪曾祺散文中的“淡泊”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