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鹤，1941年生于厦门，1959-1963就读于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矿治系；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谭其骧院士，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我国首批两名文科博士之一。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兼职有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行政区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擅长政区地理、文化地理、地方制度史、近代新闻史、以及文化语言学、语言接触史的研究。

   本书是“读书文丛”的景点之一，其核心观念是：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是有变有不变，即以表层文化的万变来维持核心文化的不变。有变乃恒，不变即会中断会死亡，如同其他古文明一样。有不变才不致面目全非，才始终不为其他文明所消融。其二是与外来文化接触时，要化人为己，而不化己为人，既然中国文化是消化型的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当它为饭菜，那么西方文化在经过细嚼慢咽后自然也就消化成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中国的全盘西化绝无成功之可能。即使我们朝全盘西化去做，其结果也必然是貌似西化，而实为华化。

　　书同文与广方言
　　我自然不是藏书家。当藏书家的基本条件是有钱有闲有空间，我则一样都没有。更重要的是藏书家所藏之书必须品位高尚，虽然不一定都是宋椠元刊或天禄琳琅所散出，要皆善本、孤本或珍稀刻本无疑，而且书的内容也必定是喻世之经典或载道之文章，唯有这样的书才能越陈越香，从而与藏家相得益彰。但是我“藏书”(因为没有其他词可代替，只得冒用，歉甚)的起点却很低，兴趣常常集中到那些“藏书家不重，目录学不讲，图书馆不收”的杂书上去。商衍鎏老先生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用这“三不”来指那些与时俱逝的八股文选集，那样的书我也有一些，譬如《大题文府》和《乡会文统》什么的。但是属于“三不”的书看来远不止时文制义一类，晚清以来各种形式的中外双语词典，书院课艺，时务汇通甚至许多短命的报纸杂志似乎都可以囊括进去。《读书》月刊的编辑以为这些书的浮沉足以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希望区区能略加介绍。
　　就从近在手头的两本书说起，一是《英字指南》，一是《增广英字指南》。后者购于数年以前，纯属偶然。那天到外文旧书店，翻检半日，无一中意者，回头想走，就在回头的一刹那，瞥见架上一本书，书脊是褪白了的深蓝色，书名已经模糊，取下来一看，竟是这本《增广英字指南》。商务印书馆出版，原无版权页，估计当是一九○一年或稍后印行的。明知这种书可遇而不可求，但仍希望能买到未曾增广过的原本。想不到今年也碰巧遇上了。这回是在古籍书店，因为是线装书。虽然只有一册残本，但也珍同拱璧(见笑！见笑！)。这一册是第一册，序文目录俱全，与增广本一对照，问题就来了。原本刊行于光绪五年，即一八七九年。书分六卷，序有五篇。增广本只在卷末加上<新增文规译略>及<英文尺牍>两项而已，其余率由旧章。而序却删去两篇，其他三篇落款日期也都删去。这是生意眼，因为教科书、工具书贵新厌旧，商务不愿让人看出是二十多年前旧书的翻版。今人同样如此，未可厚非。
　　《英字指南》的作者是杨勋，字少坪，江苏阳湖人(今常州)，上海广方言馆的毕业生。广方言馆是李鸿章升任江苏巡抚后，仿照北京同文馆建立的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校。外语学校而以同文、以广方言为名，今天看来可笑，昔日却是天朝大国的自慰方式。秦始皇统一天下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满清老大帝国英法蕞尔小夷，故虽学旁行斜上，仍要不忘同其文。《英字指南》有一篇广东巡抚刘瑞芬所写的序就说：“呜呼！昔孙搴、祖、刘世清之辈，并以能通洋语见遇时主、位列显要，少坪有志用世，其出而襄圣代同文之化，可试目俟也。”时清朝丧权辱国已甚，而达官们仍津津乐道于“同文之化”，似又不仅可笑而已。
　　设立外语学校的主张，早由郭嵩焘(此人被顽固派目为汉奸)在咸丰九年(一八五九)提出，但是没有下文，三年后才由恭亲王奕訢付诸实现，正式成立京师同文馆。再过一年才有上海同文馆(后来才改名广方言馆)，随后又有广州同文馆，更往后，各地乃有方言学堂陆续出现。被迫跟外国人打交道，还被迫依靠外国译员，甚至依赖操洋泾浜外语的“露天通事”，谁能保证其中无诈？(李鸿章正是以此为由要求建立上海同文馆)可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数十年间，却一直处于这种可悲状态。同治间，当乌里雅苏台(外蒙古)与俄国发生关系时，朝廷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遣翻译，奕訢却回答说，我这里从来就没有过通事的编制，而同文馆学生学习不久，还当不了翻译，还是依靠俄国懂满文的人吧。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一方面是外国人拼命要探听中国的虚实，学习中国的语言，了解中国的文化，欧洲第一部汉语词典早在十八世纪前叶就已出版，俄国的第一部满俄大词典也于一七七六年著成，后来更有俄人巴第编纂汉俄合璧韵编(我手头有同文馆排印的半部)。英国人在这方面也不落后。新教教士马礼逊来华后，苦读汉语，在嘉庆道光之际，就已出版了六巨册的汉英—英汉字典。其后洋人所编此类字典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却是国人对洋文毫不讲求，视翻译为低等职业，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唐廷枢(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康白度)所编《英语集全》，或许竟是国产第一部英汉分类词汇集。
　　上海广方言馆开办三十来年，为大清帝国培养了五百名以上的外语人才。与北京、广州两地相比，上海毕业生质量最高，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驻外使节，位居显要。扬勋因要尽孝养之责，未到北京供职。因为他是英语科班出身，又受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亲炙，登门请教英文的人很多，据其自称“数年之内不下三四百人”，所以在同治十一年就已辑成《中英方言集》，　后几经修改重编方有此《英字指南》。其本意是为教课用，后在盛宣怀等人的资助下，由美华书馆印行。其书核心部分是卷三卷四的<分类字学>，也就是今天的分类词汇。当时没有音标，只能用汉字注音。唐廷枢是广东人，《英语集全》用粤语标音；扬勋是常州人，《英字指南》自然以吴语记音。所以son在前者注为“新”，而后者记为“生”。国人接触英语，最先从广东，随后由上海，难怪英语外来语中多有粤腔与吴调，鸦片(opium)与沙发(sofa)就是两种腔调的代表词。
　　《英字指南》的第五、六两卷是<贸易须知>与<通商要语>，　显然是适应时人学习英语的实用目的，有如时下外贸金融专业的吃香一般。该书的卷一卷二则是拼读与书写的教材。其中有一小节为<英国语与美国语无异说>，说明美国人使用的语言就是英语，此说看似多余，其实不然。因为奕在同治间的奏疏中还特意提到美语与英语“大略相同”，并不确切知道两语实为一语。国人对外洋的认识并非自来浅薄，许多国家的古代史甚至赖中国之史书以传。但是清代中叶以来不但闭关自守，甚且闭目塞听，自然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以至如林则徐那样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会认为英军不利陆战，因为绑腿使他们的膝盖无法弯曲。因而昏庸之辈将德意志、奥地利、比利时当成子虚乌有，认定此乃英夷为渔利而捏造出来吓唬吾人的，似乎也不为奇了。
　　在杨勋著《英字指南》时，已经有多种同类著作问世。杨批评它们“略而不详，泛而不切，殊觉拉杂。”可惜这些书现在已难有觅处，不知扬说是否有理。即扬本人的另一作品《英文指掌》亦不知其印行与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英字指南》必受到当时的社会相当欢迎，所以时隔二十来年，商务仍要用它再出增广版。后来在商务充当英文编辑，并以《英语模范读本》名扬一时的周越然，小时候似乎就拿这本指南当过课本。他在《六十回忆》中说：“余于无意中购得英字入门一册，著者上海人曹姓。余从卷首起，朝夕自习，不上半年，全书毕矣。读音依照申江口气，草书亦能效慕”。颇疑《英字入门》乃《英字指南》之误书，因《指南》既以申江口气注音，且又有草书字母示范，只是作者并不姓曹，姓曹的只是写序的，因为是第一篇序，故或许被周氏误记了。
　　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是语言学以及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遗憾的是，我们对中外语言的接触似乎没有进行过什么研究，像《日本英学发达史》、《日本英语书学志》之类的书(这类书在日本何啻百千)，我们一本也没出现过。前一本书详细地编写了日本人接触英语的过程，后一本书则把日本初期的英语书一本本的做了提要，而且附有书影。更有甚者，早期日语与外语的双语词典现在几乎全都予以影印出版，以供专门家研究。中华文化号称源远流长，文物典籍浩如烟海，可惜学者所重唯有经史子集四部，其余则不屑一顾，遂使宝贵文化史料散失不少。倘若我们真正打算从事文化史研究，则对史料亟应求全责备，即如语言接触一项，无论洋人或国人之有关著作，不管其为词典韵编，抑或课本教材，皆应加意搜求，始能看出历史的发展脉络。今去晚清尚不为远，若有同好略加留意，想来如《英字指南》一类书籍，当不难罗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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