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书简》：
第六封信
东京—青岛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发，八月二十九日收到即复）
军：
现在正和你所说的相反，烟也不吃了，房间也整整齐齐的。但今天却又吃上了半支烟，天又下雨，你又总也不来信，又加上华要回去了！又加上近几天整天发烧，也怕是肺病的[样]子，但自己晓得，绝不是肺病。可是又为什么发烧呢？烧得骨节都酸了！本来刚到这里不久夜里就开[始]不舒服，口干、胃涨……近来才晓是有热度的关系，明天也许跟华到她的朋友地方去，因为那个朋友是个女医学生，让她带我到医生的地方去检查一下，很便宜，两元钱即可。不然，华几天走了，我自己去看医生是不行的，连华也不行，医学上的话她也不会说，大概你还不知道，黄的父亲病重，经济不够了，所以她必得回去。大概二十七号起身。
她走了之后，他妈的，再就没有熟人了，虽然和她同住的那位女士倒很好，但她的父亲来了，父女都生病，住到很远的朋友家去了。
假若精神和身体少微好一点，我总就要工作的，因为除了工作再没有别的事情可作的。可是今天是坏之极，好像中暑似的，疲乏、头痛和不能支持。
不写了，心脏过量的跳，全身的血液在冲击着。
祝好！
今
八月廿二日夜雨时
你还是买一部唐诗给我寄来。
注释
从这封信中，她的所有病情和症状几乎完全暴露出来了。她在短短的三十二年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无怪后来在我们分离以前不久，她曾经和我说：
“三郎，我知道我的生命不会太久了，我不愿在生活上再使自己吃苦，再忍受各种折磨了！……”
在当时我并不能十分理解，也不同意她这种对于自己寿命如此悲观的预言和判断。因为我是个健康的人，顽强的人……是不容易深刻理解和确切体会到一个“病人”的心情和心理的，我总是希望，甚至是“苛求”她在主观上能够增强生命的意志，战斗的意志……从各方面强健起自己来……
幼年时期她的生活是黯淡的，孤零的，无助的；在精神上不被理解的。既无母爱，也无父爱，几乎等于生活在瑟瑟秋风的荒原上或沙漠中一株荏弱的小树！或者是生活在冰天雪地里一只畸零的小鸟！
稍稍长大以后，由于有了思想、有了意志……就要和腐朽的、顽固的家庭、学校、社会……作斗争！由于本身是无力的，孤单的，无助的……结果是失败了！遍体伤痕地失败了！几乎被拖进了万丈深渊，可怕的黑色地狱！
精神上是被摧残的，感情上是被伤害的，人格上是被污蔑的，肉体上是被伤毁的！……这些全是客观的存在，也全是使她的身体落到如此地步的种种根源！
我们结合的当时，我是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既无固定的职业，也无其他可靠的经济来源，只是靠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不固定的稿费收入和作作流动的家庭教师一点学费来维持起码的生活！这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白色恐怖的政治压迫，一天比一天严峻起来，我们既要尽可能在政治上做些所能做的斗争，又要为自己的生活而奋斗！吃了早饭，没有晚饭……这是常有的事。从她所写的《商市街》，从我所写的《为了爱的缘故》，《跋涉》中的《烛心》，以及其他文章中全可以得到部分的、真实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说得上医药方面的治疗，饮食上的“营养”，生活上的休息？……
由于她的身体素质的孱弱，生活上的折磨和锻炼不多，因此能够心胸开阔，斗志坚强，无畏与乐观……坦率地说，她全是不能和我相比的。同样一种打击，一种生活上的折磨……在我是近于“无所谓的”，而在她却要留下深深的、难于平复的伤痕！
到了上海以后的后期，虽然经济情况略有好转，但是，不管是她还是我，为了文学而工作，或是为了生活而工作，但工作却是一天也不能够停顿的。这在她的每一封信中全要提到“工作”的进展情况，而我给他的信件中——虽然全部不在了——我估计也必然是首先谈到“工作”进行的情况的。我们这虽然也算是夫妻之间的“情书”，但却看不出有多少地方谈到“情”、谈到“爱”！或者谈到彼此“想念之情”，更多的谈的却只是事务和工作。这就是说，我们那时虽然彼此年龄全不足三十岁，但生活的现实教育了我们，磨炼了我们……有时已经进入了老年境地的心情！
黄夫人——华——要回国来了，她这时倒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身居异国“举目欢笑，谁与为亲”的人了。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于海北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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