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家。一九二七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雷海宗先生硕学高德，学贯古今中外，其学术研究自成体系，博大精深，曾发表《殷周年代考》《历史的形态与例证》等重要论文，代表性著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整理出版的著作有《西洋文化史纲要》等，被称为中国现当代史学的开山宗师。

 本书堪称一部关于中国兵史的完整读本。主体部分是雷海宗的成名代表作《中国的兵》和《无兵的文化》，并汇编作者其他关于中国历史及文化的重要篇章，以使读者获得一部雷海宗先生对中国兵史研究的完整读本。有关中国兵制的研究已经很多，但雷海宗不走传统兵制史的路子，从侧面发力，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探讨中国文化中的兵的精神，也就是武德的历史及其丧失，其间牵出中国文化中很多值得注意的特点，进而为中国史学别开生面。60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仍发人深省。 梁启超先生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中国的兵

    历代史家关于兵的记载多偏于制度方面，对于兵的精神反不十分注意。本文范围以内的兵的制度，《文献通考》一类的书已经叙述甚详。所以作者的主要目的是要在零散材料的许可范围内看看由春秋时代到东汉末年当兵的是什么人，兵的纪律怎样，兵的风气怎样，兵的心理怎样；至于制度的变迁不过附带论及，因为那只是这种精神情况的格架，本身并无足轻重。作者相信这是明了民族盛衰的一个方法。

春秋

    西周的兵制无从稽考，后世理想的记载不足为凭。但西周若与其他民族的封建时代没有大的差别，那时一定是所有的贵族（士）男子都当兵，一般平民不当兵，即或当兵也是极少数，并且是处在不重要的地位。

    关于春秋时代，虽有《左传 》、《国语》内容比较丰富的史籍，我们对于当时的兵制仍是不甚清楚。只有齐国在管仲时期的军制，我们可由《国语》中得知梗概，其他各国的情形都非常模糊。按《国语 》：

    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

    这段简单的记载有一点可以注意，就是工商人没有军事义务，因为只有十五个 士乡的人才当兵。这些“士”大概都是世袭的贵族，历来是以战争为主要职务的。这个军队的组织与行政组织是二位一体的。行政的划分如下：

    （一）国分十五乡——由乡良人治理；

    （二）乡分十连——由连长治理；

    （三）连分四里——由里有司治理；

    （四）里分十轨——由轨长治理；

    （五）每轨五家。

     与这个行政划分并行的是管仲所制定的军政制度：

    （一）每轨五家，出五人——五人为伍，由轨长统率；

    （二）每里五十人——五十人为小戎，即戎车一乘，由里有司统率；

    （三）每连二百人——二百人为卒，合戎车四乘，由连长统率；

    （四）每乡二千人——二千人为旅，合戎车四十乘，由乡良人统率；

    （五）每五乡万人——万人为军，合戎车二百乘；

    （六）全国十五乡共三万人——全国三军，戎车六百乘，由国君、国子、高子分别统率。

    这是“国”的军队，是由三万家出三万人组织而成。所谓 “国”是指京都与附近的地方，只占全国的一小部分。“国”中的居民除工商外，都是世袭的“士”，并无农民。工商直到齐桓公时（公元前 685～前 643 年）仍无当兵的义务。农 民当初有否这种义务虽不可考，管仲变法之后却有了当兵的责任；但并不是全 体农民当兵，而是拣择其中的优秀分子。据《国语 》：

    是故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昵，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告，其罪五。

    可见选择农民中的特出人才 “能为士者”是有司的一项重要任务。

    “国”以外的地方统称为“鄙”，一定有“士”散处各处，但鄙中多数的人当然是人口中绝对多数的农民。管仲所定的鄙组织如下：

    （一）三十家为邑；

    （二）十邑为卒——三百家；

    （三）十卒为乡——三千家；

    （四）三乡为县——九千家；

    （五）十县为属——九万家；

    （六）鄙共五属——四十五万家。

    国中每家出一人，鄙中却不如此；既然规定选择农民中优秀的为士，当然不能有固定的数目。但《国语》中说齐桓公有“革车八百乘”，而“国”中实际只有六百乘；其余二百乘，合一万人，似乎是鄙所出的兵额。这若不足实数，最少是管仲所定的标准。假定四十五万家中有四十五万壮丁，由其中选择一万人，等于每四十五人出一人当兵。（1）所以春秋时代的齐国仍是士族全体当兵 ，但农民中已有少数由法律规定也有入伍的责任。

   （1）这些数目当然都是大概的成数，并不是精确的实数，但离实数似乎并不甚远。鄙中四十五万家，每家若按五口计算，共合二百二十五万人；若按八口计算，共合三百六十万人。至于国中人多半是士族，行大家族制，所谓三万家的 “家”字不知何指。但与鄙相较，国在人口数目上可说无足轻重，我们仍可说三百六十万是齐桓公时齐国人口的最高估计。近代中国人口骤然增加，是与西洋接触后的变态现象，不足为比较的标准。经过满清一百五十年的太平盛世，乾隆晚年的人口大概可代表中国历代人口的最密限度。 按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考》一，乾隆四十八年[此后没有分省的统计]山东人口为二千二百零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一人。这虽也是大概的数目，但自康熙废了人丁税之后人口的统计还大致可靠。这个数目与三百六十万为六与一之比，与二百二十五万为十与一之比。桓公时齐国的领土界线不清，但离今日山东面积的六分之一或者相差不远 。即或当时的人口比较后代稀少，《国语》中的记载也是与事实大致相合 。

    别国的情形如何，不得而知。但在同一个文化区域内，各方面的发展一般都是一致的，春秋时代各国的情形大概都与齐国相仿。关于秦穆公（公元前659～前621年），战国时代有如下的一个传说：

    昔有秦穆公乘马而车为败，右服失而野人取之。见野人方将食之于岐山之阳，穆公叹曰：“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余恐其伤汝也！”于是遍饮而去。处一年，为韩原之战，晋人已环缪公之车矣……野人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穆公疾斗于车下。遂大克晋，反获惠公以归（《吕氏春秋》卷八《仲秋纪 》）。

    这虽是很晚的传说，但《吕氏春秋》是秦国的作品，关于秦国先君的记载或者 不至全为虚构。由这个故事我们可见韩原一战秦国军队中最少有三百个平民出 身的兵。

    春秋时代虽已有平民当兵，但兵的主体仍是士族。所以春秋时代的军队仍可说是贵族阶级的军队。因为是贵族的，所以仍为传统封建贵族的侠义精神所支配。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贵族，男子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为乐趣。不能当兵是莫大的羞耻。我们看《左传》、《国语》中的人物由上到下没有一个不上阵的，没有一个不能上阵的，没有一个不乐意上阵的。国君往往亲自出战，所以晋惠公才遇到被虏的厄难。国君的弟兄子侄也都习武，并且从极幼小时就练习。如晋悼公弟扬干最多不过十五六岁就入伍；因为年纪太小，以致扰乱行伍。（1）连天子之尊也亲自出征，甚至在阵上受伤。如周桓王亲率诸侯伐郑，当场中箭。此外，春秋各国上由首相，下至一般士族子弟，都踊跃入伍。当兵不是下贱的事，乃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荣誉职务。战术或者仍很幼稚，但军心的旺盛是无问题的。一般地说来，当时的人毫无畏死的心理；在整部的《左传》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当时的人可说没有文武的分别。士族子弟自幼都受文武两方面的训练。少数的史筮专司国家的文书宗教职务，似乎不亲自上阵。但他们也都是士族出身，幼年时必也受过武事的训练，不过因专门职务的关系不便当兵而已。即如春秋末期专门提倡文教的孔子也知武事。《论语·述而篇》记孔子“钓而不纲，戈不射宿”，可见孔子也会射猎，并不像后世白面书生的手无缚鸡之力。又《论语·季氏篇》，孔子讲“君子有三戒”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孔子此地所讲的“君子”似乎不只是阶级的，也是伦理的，就是 “有德者”如孔子弟子一类的人。他们要“戒之在斗”，必有“斗”的技艺与勇气，不像后世的文人只会打笔墨官司与研究骂人的艺术。

    （1）《左传》襄公三年。当时悼公自己年只十七岁，扬干幼小可知。

代自序：在望的第三周文化

中国的兵

    春秋

    战国

    秦代

    楚汉之际

    西汉初期

    汉武帝

    武帝以后——光武中兴

    东汉

    后言——汉末至最近

无兵的文化

    政治制度之凝结

    中央与地方

    文官与武官

    士大夫与流氓

    朝代交替

    人口与治乱

    中国与外族

中国的元首

    列国称王

    合纵连横与东帝西帝

    帝秦议

    秦始皇帝

    汉之统一与皇帝之神化

    废庙议与皇帝之制度之完全成立

    后言

中国的家族

    春秋以上

    战国

    秦汉以下

    结论

中国文化的两周

    正名

    中国史的分期

    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比较

附录：

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

中外的春秋时代

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

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