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编年史》：
1948年：锅巴麦稍黄时候，来了八路军——庄稼人不知道这支队伍已经改名解放军。他们戴的帽子还是八个角。
一个满脸胡楂儿的兵来我家，说想用我家的锅做饭。奶奶连忙把土坯砌成的灶台上的柴灰、饭渍扫净，而后刷锅，刷那口蒸红薯蒸高粱面窝头的大锅。兵拦住，自己刷。做的是小米干饭。小米原来装在细长的布袋里，兵来时就挂在脖子上。我一直在旁边看。
那个兵淘米下锅，烧着火和我说话：“小鬼，你八岁了？”叫我小鬼我不高兴，土地庙里，那个和判官一起站在土地爷两边的尖头乌脸的家伙才叫小鬼，就嘟一下嘴，说：“你咋知道我八岁？”他笑了：“八岁八，掉狗牙，你的门牙呢？”我也笑了，笑得口水从豁牙流出，因为我闻到了从锅里冒出的香味。做好饭，锅盖一揭，满屋白汽，香味呛人。十几个兵来吃干饭。干饭真干，插上筷子不会倒。我家半年没吃过小米干饭了，只熬稀稀的小米汤。心想，一定会让我吃半碗，却没有。许是看出我失望，那个做饭的兵说：“小鬼，一会儿你吃锅巴，比干饭好吃。”真的，干饭吃完后，锅底结了厚厚一层，比盘子还大。他用锅铲小心铲下，因为我家的锅补过两次，锅底钉有三个铜疤。锅巴全给了我。那吃物儿上面黄，下面是栗子的颜色，一咬咯咯嘣嘣响，一嚼直香到腮里。
刷了锅，那个做饭的兵给奶奶一瓢小米，说烧了我家的柴，是柴钱。
又给我家挑了一担水，那个兵走了。奶奶说，八路军仁义哟。去年冬天，“中央军”从村里过，硬逮咱一只鸡炒了吃，一个钱也不给。
我家东边，一家富户的七间瓦房的后墙搪了黄泥（我们那里是黑土地，黄土是从三十里外拉的，穷家小户只能用黑土和泥搪墙）。八路军用石灰水在上面写了标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旁边，还有“中央军”写的“杀朱宰毛”。那两条标语，一直到我全部认识那些字时还在，日晒风吹，一年年暗淡，终于泯灭。
1949年：七爷小学校来了个新老师。新老师留偏分短发，村人都稀奇，管那叫“洋头”。庄稼人从来都剃光头。新老师会唱歌，教我们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不明白歌儿里的“呼儿嗨哟”是啥意思，想问，不敢问。
近晌午，我哼着新学的歌儿回家。
走到七爷门外，见他正掂着铁锨拍老鼠。虽已是晚秋，那天的日头可热。七爷晒被子，发现棉絮里有个老鼠窝，老鼠受惊，四处乱窜。七爷当然不是猫，没法捉，就顺手掂把铁锨在地上拍。我站着看，看他那手忙脚乱的架势，烧火棍一般粗的辫子在脊背上摆来摆去，真逗。他那被子，黑不黑灰不灰的，算是一团烂套子，霉味、臊味呛鼻子。乱拍一阵，一只也没拍死，大小老鼠都溜着墙根又跑回他的低矮的茅屋里了。七爷叹口气，真应该骂老鼠，可没骂，七爷是村里唯一一个不会骂人也不骂其他东西的人。
我正要走开，五爷来了，急急报告消息：“毛主席登基坐北京啦！”七爷说：“哦，怪不得叫‘万岁’哟。”七爷念过私塾，在我们村最有学问，一切言行仍然遵循古礼，虽然大清皇帝早就不坐金銮殿，他脑后仍然拖着几十年前的辫子。五爷也识字，也有辫子，不过又细又短，像磨坊里赶驴的鞭子。
1951年：铁蛋儿学校排一出大戏，是新戏，叫《血海深仇》，说的是地主欺凌一户贫农，终致家破人亡的故事。老师让我当贫农家的小娃娃，叫铁蛋儿。没人扮演铁蛋儿他妈，就请来了在野戏班子里唱坤角的幺五爷。他天生一身婆娘架势，一动胳膊一抬腿比女人还像女人。
带大襟的布衫一穿，梳成圆盘的发髻在脑后一勒，顶上一块黑蓝布，真像铁蛋儿他妈。演到铁蛋儿的爷爷被地主的狗腿子打倒在地后，铁蛋儿他妈唱了一板《苦扬调》带《哭书韵》，自己悲伤得哏儿哏儿的，看戏的也跟着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我的台词很少，只在铁蛋儿的妈妈被地主的狗腿子抢走时，扯着嗓子哭喊“妈呀，妈呀”。我一喊，台下的老奶奶小媳妇都哭成了泪人儿。在邻村演第二场时，我也哭了，好像真的是铁蛋儿了。
自从演了那出戏，同学们都叫我铁蛋儿。我说不清为啥很是委屈，感到丢人，一再辩解：“我家不是贫农，也没被地主欺负过。”早知道是这，打死我也不去当那个贫农的娃娃。真后悔。
1952年：写信我在火神庙读高小。火神的塑像早已拉倒，比石磙还大的头、比水桶还粗的胳臂撂在校园里，风吹雨淋，它的脸仍然火红。
一天，老师布置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叔叔写信，每人一封。我撕下作业本里的纸，顺顺溜溜地一下子写了三张，仿佛记得内有这样的句子：“此刻，我的心已经飞到您的身旁，好像我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
叔叔，冲啊，打败美国野心狼！”我的同桌，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儿，费好大劲也没写成，我就主动帮她，因为我吃过她的麻糖、焦花生，她家开杂货铺，上学来常带零食儿。为了表达对志愿军叔叔的热爱，她把自己的红领巾和信一起寄往朝鲜前线。老师表扬了她。我不是少儿队员（那时还不叫少先队），没红领巾，很羡慕她。
一个多月后，我们班三个学生收到志愿军叔叔的回信，有我，没她。她气得小嘴咕嘟着。老师在班会上把三封信读一遍，同学们都拍手。她更生气了，好长一段时间不理我，斜看我时，大眼睛里总是射出妒忌的冷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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