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慰，原籍江苏，旅法作家，现居武汉，早年毕业于南京建筑工程学院，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巴黎《欧洲日报》记者及专栏作家、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中国上海世博会世博局主题部顾问，上海世博会城市足迹馆总设计师，IAI亚太设计师联盟创意委员会副主席；现为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客座教授，同济大学教授。

　　本书为著名旅法学者祖慰在欧洲生活期间的行走、思考、交流、思辨的哲思文化随笔集。祖慰通过旅居欧洲17年生活经历，对欧洲历史及文化艺术的观察、与身旁友人的生活片段、与文学艺术大师的心灵碰撞，通过活泼且不拘一格的文字，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进行了思辨式的探寻，对于文明的起源、人本精神、人性和文化艺术的本质进行了深刻思考。

　　★人文的复活就是为了拯救自己。
　　——祖慰

　　★没想到祖慰兄竟有如此犀利的哲学眼光，在作家中极为少见！兄所提的这些问题，我目前也正在思考，尚无定论，应该属于哲学尖端问题。
　　——哲学家邓晓芒

　　到罗素的书房去串门
　　进入浩瀚西方文化的高效“法门”
　　“敢问如何是法门”
　　杨绛在一篇名为《读书苦乐》的散文中，对读书有一个神妙的比喻：读书，好比到作者那里去“隐身串门”。这种串门，无须预约，想去就去，去了就听作者高谈阔论（打开书），不想听就走（合上书），没有任何礼仪的约束，这是在读书以外不可能有的最任性的绝对个性自由。我刚旅居巴黎时，就这般绝对自由地跑到英国哲学家、数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素家的书房去串门了。
　　我可不是逍遥游，而是带着刚到巴黎的新鲜与困惑去的。
　　刚到巴黎，从鸡毛蒜皮的生活细节，到高卢民族的价值取向，有着应接不暇的新鲜，层出不穷的困惑。譬如，被称为美食之国、艺术之都的法国，其国民日常主食怎么会是很难看的像棍子一样的长面包？法国人不屑说英语，你用英语问路，他却用法语回答，会说的白领阶层也不说，为什么？为什么凡尔赛花园的树木与花圃要用人工修剪成各种几何图案呢？法国独创的“灵秀的雄壮”的巴黎埃菲尔铁塔为什么会在当初遭到莫泊桑等名士的反对？为什么法国哲学家说巴黎的时装杂志是制造神话的工厂，买时装的钱主要是花在买神话上了？按照中国“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观念，拿破仑最后是位含恨死在孤岛上的失败者，为何历代法国人把他当作大英雄来崇拜？等等问题，令我好奇丛生，恍兮惚兮。
　　我要是个旅游者倒好办，把这些稀里糊涂的稀罕弄出个押韵的“法国多少怪”回去戏说一通，也算没有白来一趟；可是我却宿命地要长期旅居在这里，这就非得求个甚解了。求甚解，谈何容易！面对着积淀了几千年的浩渺如海的异质文明，我像是大海里的一叶扁舟，绝对自由却绝对茫然。没有“GPS卫星导航”，彼岸在哪里？
　　在迷失的抑郁中忽想到苏轼的诗句：“殷勤稽首维摩诘，敢问如何是法门？”对，我得去找找维摩诘菩萨求法门，装一个心灵导航系统“GPS”或“北斗星”。
　　于是，我去英国罗素的书房串门——读他1920年来中国讲学后于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
　　罗素果然是我的维摩诘菩萨！
　　罗素为了厘清中国问题，特意概括出了西方文明的三个源流作为参照系。他写道：“西欧和美洲有着同样的精神生活，那种生活的渊源有三：（一）希腊文化；（二）犹太宗教及伦理；（三）现代工业主义，而工业主义的本身是现代科学的产物。我们可用柏拉图、旧约全书和伽利略代表那三种文化渊源。——从希腊人那里我们获得了文学、艺术、哲学、纯数学，以及我们的社会观的更文雅的部分。从犹太人那里，我们得到了被友善地称为‘信心’的信仰狂，道德热诚和罪恶观，宗教上的不容忍，以及我们民族主义的一部分。从被应用于工业主义上的科学我们得到权力和权力观；那种自视为神的信心；——我们也从科学里得到经验法，而一切真实的知识都是从经验法中获得的。”
　　把罗素的三个源流提纯出来——希腊文化、犹太宗教、现代科学造就的工业主义——这不就是我要进入西方文化的三个便捷、高效的法门吗？
　　好，就从这三个法门进去试试！
　　第一道法门——希腊文化
　　按照罗素的提示，这西方文明的第一道法门是由一连串拱门组成的。这些拱门的名称是：古希腊文学（主要是悲剧，也有喜剧）之门、艺术（最高成就是雕塑）之门、哲学（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生三代为代表的哲学）之门，还有一个最令人费解的“纯数学”之门。
　　哦，当真灵验，当我读了几本关于古希腊的书，进得门去（再看现实中的法国，再看欧美各国），立即获得了“解码”，不仅读出了西方文明中诸多其然，还读出了所以然来。
　　走进拿破仑三世建造的金碧辉煌的阶梯形巴黎歌剧院，一眼就辨出其“基因”是古希腊因地制宜依山而建的露天阶梯剧场，只是加了一个豪华的“罩”而已。民主制的古希腊剧场出于公民应平等观赏的理念，那时就在追求并有了天才的声学设计，即无论前排还是后排的观众所听到的声效是基本一样的。巴黎歌剧院沿袭下来的声学设计，不过是声音在室内条件下传播的均衡性更加精确罢了。对比我们千年来（从唐玄宗的梨园算起）的中国戏台（从乡野草台到皇宫戏台）是迥然不同的。中国戏台高于或站或坐的观众，在一个较小的空间里其声效无须特别设计而能求得前后差别不大。因此，我们就没有独立创立声学这门学科。再接着在巴黎歌剧院看上演的歌剧《卡门》，会发现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引申出来的戏剧三一律——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事件——在这里一脉相承，这与中国戏曲的虚拟场景、地点即时转移的戏剧规则迥然相异。由此可见，只要通过古希腊文化的法门，便能便捷地抵达西方文明的某处堂奥。
　　再来到罗浮宫。三件镇馆之宝——断臂的维纳斯、无头的胜利女神、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前两件都是古希腊的雕塑，第三件《蒙娜丽莎》的写实主义美学也是秉承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有人说，西方哲学发展了2000多年，不管走多远，只要一回头就见到柏拉图；西方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换一种说法，如果想进入西方艺术，只要从古希腊艺术的法门进入，你就不会迷失在数千年的西方艺术的迷宫里了。
　　那么，罗素说的古希腊的“纯数学”是什么意思呢？前面说了，凡尔赛花园里剪修成的几何形树木、花坛，就是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理论的感性显现。数，在古希腊成为哲学的本体论。柏拉图学院的大门口就写着“不懂几何学的人别进来”。中国的孔子办学以及后来各个朝代的书院从来没有提过对数学的要求。古代中国著名数学家商高发明过“勾股定律”，他在《九章算术》中写道：“若勾三，股四，则弦五。”即直角三角形的两个直角边，一条是三，另一条是四，那么斜边一定是五。其实这不是数学定律而是经验公式。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定律才是“纯数学”，他的定律是抽象出来的几何线条间的数的关系——a2+b2=c2，与具体数无关。我还从“纯数学”联想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的一个设问：为什么西方发明了交响乐，而中国没有？他的回答是因为西方是基督教伦理，中国是儒家伦理所致。因为儒家伦理主张大一统，所以不会让音乐有多声部。我却从罗素提出的“纯数学”找到了另一个属于音乐本身的答案。古希腊人发明了多弦的竖琴，十个手指是完全解放的，在同一个时间里可以演奏一个音也可以演奏多个音。这就催化出毕达哥拉斯对于同时演奏两个音的和谐度的纯数学研究。他发现，两个音的弦长之比越单纯，听起来越和谐，反之亦然。正是毕达哥拉斯这个纯数学理论，才可能有后来的可以量化的音程、对位、复调、和弦直到交响乐的诞生。中国音乐则不然，乐器基本上是一次只能演奏一个音（即使多弦的古琴也是演奏连续的单音），没有毕达哥拉斯关于和谐度的数学研究的需求。中国古代音乐即使是千件乐器在一起演奏，都是同一个声部，所以才会有“滥竽充数”的成语。就音乐本身而言，中国不会出现多声部，不会出现和声与交响乐。这比韦伯的空洞的大一统伦理解释更本真些。
　　到这里，我算是真真切切感受到“古希腊是欧洲文明之母”了。
　　第二道法门——犹太宗教
　　一位台湾同胞神秘地告诉我，他的朋友拜佛时在佛前点了六支香，磕了三十六个响头并念念有词，之后就两眼直瞪着由香燃烧出来的袅袅飘动的烟雾，观察每一支香烟的飘动像哪个阿拉伯数字而一一记下，然后将记下的六个数字去买六合彩，居然中了五千万台币的大奖！这就是中国人的宗教观：我烧香拜佛不过是一项投资，你佛菩萨不能白受，必须给我以回报，譬如保佑我升官发财或者保佑我全家健康平安，倘若兑现了，下次我会再花更多的香火钱以及供养三宝的功德钱来还愿。
　　西方文明中的宗教徒的虔诚也是与神做立竿见影的交易吗？
　　按罗素指点的法门，我读了犹太教圣经《旧约》，接着又读了由犹太教发展出来的基督教的圣经《新约》。信徒根本的宗旨是解决“原罪”问题，也就是要解决灵魂问题，以求能在“最后的审判”中不下地狱而升入天堂。这就是说，信仰者在此岸（现世）是解决伦理道德问题，求彼岸（死后）获得升入天堂的回报，而不是保佑马上中六合彩！
　　旅居在西方，到处可以看到多种风格的大教堂。任何城市的名胜景点一定离不开教堂。在现代主义建筑时兴之前，欧洲任何地方代表着最高成就的建筑一定是教堂。可是，法国人告诉我，由于基督教不宽容异教徒，有过残酷的历史记录，如八次十字军东征、三十年宗教战争、宗教裁判所烧死过几十万人等。文艺复兴作家薄伽丘与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还揭露了教会的极端腐败……这使得读过历史的现代青年信教的人越来越少了。年轻人中的受洗者不会超过10%。那么，这个源流是不是将要干涸而断流了呢？如果断流了，今天的西方文明或者是文化会不会缺损三分之一呢？
　　“不，不会断流，”有一天我在法国朋友宴请的餐桌上听主人如是说，“基督教的宗教伦理，例如上帝给予子民独立意志，又如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再如基督徒无条件地爱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敌人，这三条已经转化成我们法国人的‘公民宗教’教义——自由、平等、博爱——了。宗教义理转换生成为宗教文化，即成为法国人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你观察不信教的法国青年，当他们得知非洲卢旺达发生了大屠杀，或者得知一场寒流袭来冻死了地铁里的流浪汉，大多数人无须政府的号召，更不要舆论树立什么榜样，都会自动地默默地各尽所能地去援助我们的同类。基督教的这些伦理已经内化为公民的不证自明的共同价值了。好像你们的儒教缺乏这份资源。”
　　不，有啊。我们儒家的核心伦理也是“仁者爱人”，这不与基督教一样吗？然而，细细一推敲还真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儒家在批判墨子的“兼爱”时表示，“仁者爱人”并非博爱，爱的浓度是有等级差别的。血缘的近与远决定着下列爱的差等序列：父母等长辈↘兄弟姐妹↘同房亲属↘远方亲戚↘朋友（转换生成为情同手足的“虚拟兄弟”）↘一般关系的人。爱的浓度与血缘远近成正比。这就不同于基督教的“凡上帝子民享有同样的爱”。因此，儒家浓浓亲情的差等爱的伦理，别说不会孵化出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就是建构现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体系都有很强的排异性。
　　此外，由义理转化为个体行动的机制上两者也是不同的。基督教通过原罪说、彼岸审判说等神秘主义宗教义理，把“博爱”威慑性地内化成每个信徒的道德戒律，推动个体去自为实践。对信徒除了要求参加等做弥撒一些宗教仪式外，不需要不断强化外力去推动。“儒教”不是教，没有宗教神秘主义的彼岸惩罚机制造就的心理威慑，没有恒常仪式，只有将伦理神圣化而予以激励，即宣称修心可以成为众人高山仰止的圣人，内圣而能外王。这就离不开不断的高调说教，离不开“立牌坊”树榜样来强化，还要号召每个人“一日三省”进行检查，一旦外在强制能量削弱，马上道德就会滑坡。对于教化人，孔子比耶稣难得多、辛苦得多。
　　哦，没想到“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政治伦理，竟然在宗教伦理中找到了“基因”！
　　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说过“上帝死了”，这位法国朋友狡黠一笑说：“尼采才死了呢，上帝可没死。他只是退居到二线，编了个政治程序让人类学着自己管理自己了！”
　　除此以外，在宗教法门中还看到了西方宗教的功能。在社会处于颠覆性大变革时期，宗教可能是“精神鸦片”（马克思语），因为它让信徒相信，上帝自有安排去惩罚作恶的魔鬼，无须人们奋起去颠覆。但在漫长平稳期的历史进程中，宗教却有着协和人际关系的伟大功能。
　　第三道法门：现代科学与工业主义
　　这第三道法门，对于我这个曾接受过工科教育的人来说应该是熟门熟路，似乎没有、不会有“柳暗花明”可称道，无非是些老生常谈。譬如就有个普遍认同的说法：中国虽有四大发明，但都是古代人经验的习得，始终没能上升到西方以伽利略为先导的数学建模、实验验证的现代科学，因此中国就没能产生本土自创的工业文明，也再没产生影响世界的现代科技发明云云。
　　不过我还是豁然解悟了当时的一件新鲜事。——那时国内正在风靡气功热——气功的特异功能如何颠覆了物理学、堪舆风水之学最为科学等等，霎时大气功师以及鼓吹者都发了大财。此时有不少气功师到法国来力推，想开拓广大的“西方市场”赚外汇，结果却门可罗雀少人问津。个中奥秘就是法国人传承的是现代科学，气功师拿不出由数学建构的量化理论，气功师的所谓实证又不可重复，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笛卡尔的怀疑”而耸耸肩走开了。
　　还是那段时间，有一位在法国行政学院读博士的中国留学生来找我，说要与我聊聊他的博士论文的构思，没想到撞到“第三个法门”上了。
　　博士生说，法国导师要他将东西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做一个比较研究。
　　我们俩觥筹交错地喝着东西方智慧饮料——乌龙茶与法国咖啡—— 一起提着神侃侃而谈。
　　他说：“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一直是农业时代世界最先进的制度。中国皇帝的施政目标别无其他，只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稳定和谐状态，其哲学基础是玄妙的‘天人合一’。（我插话，那就命名为‘状态管理’吧。）好，就叫‘状态管理’。到了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后，西方兴起了一种新型的管理制度，相对于你刚才提出的‘状态管理’，暂且命名为‘目标管理’。西方的君主们，每时都在盘算着扩大殖民地的目标，以及经济增长的目标。到了19世纪的鸦片战争，‘目标管理’终于打败了‘状态管理’。后来，中国人百年的救亡图强一直到改革开放，无非都是淘汰状态管理，仿效目标管理，时刻不忘GDP（国内生产总值）……这说明在工业革命以及市场经济时代，中国的‘状态管理’的武功，就像冷兵器的义和团武功被热兵器的八国联军的洋枪大炮给废了。”
　　我立即进入罗素的第二道法门，对博士生的论说提出疑问。我说，通过海洋争得殖民地，掠夺其资源以及进行通商，在古希腊就开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哥伦布并不是始祖。那么，“目标管理”的诞生时间，就不该是地理大发现时期。按照罗素的第三法门，只能说“目标管理”盛行于现代科学造就的工业主义时期。工业的所谓“主义”，就是创造、生产出大量的产品，并通过科学研究不断地创造新产品，然后给这些产品找到市场。因此，“目标管理”者的头号目标就是通过殖民战争去占领更大的市场，因此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顺理成章地在那时成为日不落帝国。
　　接着我又开始质疑起“状态管理”的武功是否真被废了。
　　我说，“状态管理”，毋庸争辩的是过时的农业文明的国家管理模式，无为，停滞，死水一潭。同样毋庸置辩的是“目标管理”乃现代国家唯一可取的管理模式，因此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都采用“目标管理”。每个国家的统计局所统计的全是目标。国家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目标实现速度的竞争。然而，1972年“罗马俱乐部”[1]的学者们登高一呼，要对两个“毋庸置辩”大大“置辩”一番。“罗马俱乐部”警示只有一个地球，提出增长的极限，也就是目标管理的大限到了。现实是如此令人惊憷，在目标管理的疯狂竞争中，地球得上了大病。被毒化了的地球、资源加速枯竭的地球越来越威胁人类物种的生息与繁衍。于是人们又开始想起、讴歌起中国“天人合一”的“状态管理”来。人们设想，“目标管理”与“状态管理”的合璧型管理，可能是当下最适宜的选择，提出了所谓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然而，要让在工业主义那里尝到大甜头的“目标管理”的疯马，去吃节制有度的“状态管理”的回头草，难，难于上青天！因为，产生人类“幸福感”的基本“激素”，是人的欲求目标的不断相加，所以，欲望加法原则的“目标管理”，恰恰是最符合人性的。人性难移，江山难痊。
　　我从罗素书房串门出来时，赶紧又退了回去，想问问这位大智者，中国文化有几个源头？罗素耸肩摇头，说没找到。但是，将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他发现中国文化有三个“唯一性”（写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书里）：
　　一、使用表意符号来书写，而不用拼音文字；
　　二、在受教育的阶层中，孔子的伦理学说取代了宗教；
　　三、执掌政事的不是世袭贵族，而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文人学士。
　　我听了很脸红，身为中国读书人却没能提纯出来。人家罗素到中国只待了七个月瞟了几眼就找出三个“中国特色”：表意方块字及其衍变出来的表象书法；把政治与伦理一起打包的儒学之道；给天下读书人均等机会的科举。我接着向罗素发问：这是否也是进入中国文化的三个便捷“法门”呢？
　　罗素消失了。
　　咳，看来下次还得来串门。
　　[1]1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是关于未来学研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也是一个研讨全球问题的全球智囊组织。成立于1968年4月，总部设于意大利罗马。
　　……

001  到罗素的书房去串门
进入浩瀚西方文化的高效“法门”
017  广场
古希腊何以能成为欧洲文明之母？
043  麦哲伦证明的“非圆”
跨文化误读的双盲悲剧
056  丹尼自主设计了去天国的程序
在荷兰采访第一批合法的自主安乐死者
075  多元精神迷宫
失去二值判断的当代人之无穷纠结
091  移民文化
具有极多创意因子的双螺旋链
110  体育之神赫拉克勒斯在想什么
134  诘难达 · 芬奇
天才活着时被冷藏之谜
165  退化即进化
在澳大利亚的白日梦
178  温蒂的烦忧
骂总统与骂老板的一堆乱码
192  误读
在抽象画中造就的戏剧性
209  “以太”/现代文学
2000年10月11日在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维也纳年会上的演讲
226  人的千古困顿
既是蜜蜂又是大熊猫？
240  公鸡/ 先驱定律
251  满口荒唐言？
5.3魔鬼方程式
270  零启/ 爱的割据/文明的西西弗斯坠落
287  人文学科的自杀和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