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宝船
全球化并非当代的新现象，事实上，当哥伦布的远航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之后，全球化就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渐成长起来了。一开始，葡萄牙与西班牙抢占先机，在美洲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并将触手伸向东南亚；紧随其后的荷兰人号称“海上马车夫”，主导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英国人亦步亦趋，也组建了东印度公司，并通过强大的海军力量打败了欧洲的竞争对手，成为全球化的新的推动者。当乾隆帝还沉浸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时，世界形势大体如此。
在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开启前，中国也一度称雄于海洋，这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时代。那时，被称为“宝船”的中国大帆船，成群结队，在印度洋上遮天蔽日，如同海上突然兴起了浮动的城市，宣扬着大明的国威。这些巨大的宝船是在中国的船厂中被制造出来的。然而，当具有世界帝国气魄的明成祖时代落幕后，下西洋活动也被禁止，到了190多年后的嘉靖时代，不仅宝船从大洋上消逝，中国的造船业也随之一落千丈。建于洪武初年的南京龙江船厂，原本东西长138丈，南北长354丈，后因承平日久，造船不多，厂内空地都召集军民种地，只留下一小部分地区工作。到嘉靖年间，南京工部主事李昭祥被派驻该厂时，见到一片残垣与“木栅之遗迹”。在洪武、永乐年间，龙江船厂征调了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地居民400余户，来南京造船。这些老百姓被编为4个“厢”，一厢负责船木、梭橹、索匠；二厢负责船木、铁、缆匠；三厢负责出艌匠；四厢负责出棕蓬匠。每厢又分10甲，设甲长，每长统10户人家。很显然，船厂的劳动力体制是由世代沿袭的专业化造船户构成的。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匠户皆失其故业，且消长不齐”。到了1541年，船厂只剩下245户，而每户的户丁人数也不一致，又都将职责视为负担，穷户尤其无法忍受，“流亡日甚”。结果，到了1551年，船厂只剩不到200户人家了。在这种形势下，工匠“不乐其业”，都想换其他工作以求解脱。不过，尽管船厂的劳动力流失严重，业务也极端衰退，很多制度却一直得到保留，空耗国家钱财。例如，洪武、永乐年间为“造船入海取宝”而设置有“宝库”，并调拨匠丁看守。宝船停造以后，到嘉靖年间，库房的杂草已长得茂盛，却仍旧派遣匠丁看守如故。龙江船厂的没落与体制弊端由此可见一斑。
据记载，龙江船厂可以造的船的种类包括：预备大黄船、大黄船、小黄船、四百料战座船、二百料战船、一百五十料战船、一百料战船、三板船、浮桥船、四百料巡座船、二百料一颗印巡船、二百料巡沙船、九江式哨船、安庆式哨船、轻浅利便船、金水河渔船、后湖一号楼船、后湖二号楼船、后湖平船、抽分座船、快船、蜈蚣船、海船、两头船。这些船中，既有运输船，又有战舰，还有游船，涵盖面较广。明朝建立之初，船厂可以造所有类型的船，但到190余年后的嘉靖时代，随着航海活动的废止，有些船的制造方法已经被遗忘了。例如，海船即“尺度无考”。所谓海船，本是元朝的运输船。元朝需要从海上将东南的粮食运入首都北京，明朝初年沿袭了这个制度，海船能发挥重要作用。1414年，会通河修成，东南的粮食可由运河输入北京，明廷遂废除了海运制度，但还通过海路向辽东运送物资，以防备倭寇侵扰。正德年间，海船一度停造，但直到嘉靖三年即1524年才彻底停造。李昭祥称，他听说海船之所以停造，是因为当时已没有物资可向辽东运输，而海船笨重不易旋转，不能用于海战。李氏不太认可这个理由，他认为海上风涛非内陆江湖可比，士兵如果不习惯的话，一出海即头发晕、腿发抖，根本无法发挥战斗力，而停造海船使明朝士兵少了在海上操练的机会，结果导致倭寇肆虐。海船的停造不过嘉靖初年之事，几十年后，李昭祥已经弄不清楚海船的规格了，只能在自己的书中配一张图，留待后人考证。与之相仿的是另一种在大海中航行的两头船，到李昭祥的时代也已经“尺度俱无考”。实际上，李昭祥此前根本对这种船闻所未闻，只是从书中看到过记载。据说，由于海风转向无常，而大型船只难以调整方向，故该船在两头都安上了舵，“随风顺逆而用之”。李昭祥认为，这也是航海不可或缺的船只，但由于停造太久，已“莫可考据”。由此可见，明代的造船业存在着严重的衰退问题。从文化的角度说，制造技术的传承依赖于人的记忆与实际操练，当实践活动停止后，记忆自然随之消散，技术也就失传了。这是制造业的规律，无论对于手工业还是对于工业来说，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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