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品读》：
魏国是战国七雄（秦、齐、楚、魏、韩、赵、燕）之一。战国初年，魏国首先成为最强盛的国家。战国中期，魏国接连被齐国、秦国、楚国战败，割让了大片国土，失去了昔日强盛的局面。梁惠王为重振旗鼓，收复失地，于是用谦卑的礼节和丰厚的财物招纳天下的贤士，希望他们为魏国的强盛出谋划策。
公元前320年，孟子前往梁国并首次拜见梁惠王。梁惠王首先询问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地赶来，也一定会有对我国有利的良策吧？”孟子回答说：“您为什么开口就讲利呢？”他向梁惠王宣传了国君治理国家要依靠仁义的主张，并从反面分析了国君、大夫、士、百姓舍弃仁义而上下互相追逐私利就会使国家陷入危险的境地。他认为，在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死国君的人必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死国君的人必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拥有兵车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拥有兵车一百辆，他们获得的产业和利益不能不说是很多了。但如果他们先追逐利益而后取义，那么，不把国君的产业和利益完全夺归自己，他们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孟子通过上面的分析得出结论说：“从没有讲求仁爱的人遗弃自己的父母的，也没有讲求义的人怠慢自己的君主的。大王只讲仁义就行了，为什么只讲利呢？”
孟子所说的仁义和利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在孟子那里，仁是指亲爱父母和爱人；义是指尊敬上级和长辈，上下级之间要有适宜的礼节。这样，义就是指思想行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处理问题要合理、适宜，恰到好处；利是指利益和功利。孟子强调仁义，反对“后义而先利”，显然，他主张先仁义而后利。这就涉及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关于道德行为与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学术界有人认为梁惠王所问的“利”是指狭义的利益，孟子所说的“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是只讲仁义而不讲利，把仁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事实上，孟子并不是不讲利，只是告诉梁惠王，纵使魏国国富兵强，不过都是小利而已；只有遵循仁义这一根本去做，把仁义当作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才是根本上的大利。
这样理解，在《孟子》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力的旁证。《孟子·告子上》第十六章记载孟子的话说：在天地中有最高的爵位，在社会生活中有社会爵位。仁义忠信，不知疲倦地喜好、追求善，这是最高的爵位；公卿大夫这些官职俸禄，是社会爵位。古代的人修养仁义忠信，社会爵位也随之而来。现在的人修养仁义忠信，用来追求社会爵位；已经得到了社会爵位，便放弃了仁义忠信，那真是太糊涂了，最终连社会爵位也会丧失掉。联系孟子的这段话，我们将看到：孟子赞赏的是古人的做法，反对的是今人的做法。这说明，孟子主张首先坚持仁义忠信“天爵”，公卿大夫“人爵”便会随之而来，不能修养“天爵”以追求“人爵”和有了“人爵”便放弃“天爵”。也就是说，应先“天爵”后“人爵”，用“天爵”制约“人爵”。只有这样理解，才能与孟子的先仁义而后利的主张保持一致。
由此，我们认为，孟子继承了《易·乾·文言》关于义和利是统一的，一定的道德行为必然给人带来利益的主张，并发展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主张，认为仁义与利是有先后、主次之分的统一体，强调用仁义制约利，利要符合仁义，主张符合仁义的富贵利禄就接受它，违背仁义的富贵利禄就抛弃它。
在这里，耐人寻味的是，孟子游说诸侯的顺序是先齐后梁。赵岐为《孟子》作注时，认为孟子崇尚尧舜的仁义之道，所以把这一章放在《孟子》七篇的开始，这是有他的深刻用意的。我们认为，孟子的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主张，是孟子政治思想的主线，它贯串孟子思想的始终。
孟子的先义后利的义利观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许多思想家的重视和争论。战国末期的苟子也主张先义后利，认为坚持先义后利的人就能得到荣耀，而坚持先利后义的人就会遭受屈辱。西汉的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强调义与功利不能并存。宋代以后，“义利之辨”更为突出。程颢、程颐、朱熹等人认为道义与功利是互相排斥的。陈亮、叶适则反对程、朱的观点，认为道义与功利并不矛盾，功利体现在道义之中，离开功利就无所谓道义。清代的颜元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思想，认为义、利不能偏废，应该使二者并重。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