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殊大师之“吃”癖》：
我所见的朱霁青孟斯根十八年朱霁青先生居广东时，有一天他在街上散步，掱手夺了他插在衣袋里的自来水钢笔，便跑，他不但不动怒，反而望着那贼说：“你跑什么，我不会去追你的！”朋友传为佳话。这小故事，我以为便足够代表他的全部人格和说明他一生对于事业的态度。
世界上有一种人，不知什么是名、利、生命、家庭、自我。他专去做那些别人所不愿做或遗弃的事业；等到他流完汗，有了成绩，人家也就注意到他，于是他被排挤，被剥夺，最后他竟许还安慰敌人说：我不会抵抗你的。在我们深明人生哲学的人看，这不是傻子吗？谁都将答日，是。朱霁青便是这样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傻子。
现在他之担任东北国民救国军指挥总监，垢发敝服，潜赴关外，昼宿夜行，睡土炕，吃高粮，冰天雪地中作救国运动，也莫非是这种特有的精神底艺术的高度表现。
我第一次遇见他是民国十三年在哈尔滨的时候。
那时国民党才改组不久，记得他是以东三省特派员的名义到北方去工作。介绍我见他的是位大我二十多岁一半是师的朋友；这人后来还在“刘大师”门下学了二年油画，最近听说已改邪归正，做规规矩矩的商人去了。
一间清洁的小室，面朝门的壁上悬挂一张浮土德强吻格里卿的德国钢版画（为了这画我的朋友受过许多责难），靠窗的一面是一张写字台，靠墙一进门的右侧，摆着一只寝床，这里便是我那半师朋友工作和睡觉的房间了。一天，我的朋友找我去。
刚才进门，朋友便像宣布一件重大消息似地向我说：“这是朱先生，朱霁青先生，你见见。”他说了，我才发觉在床上还坐着一位老人。其实他那时也只有四十多岁，我所以叫他老人，是因少年人认为比他们年长的，娶妻生子的，露胡根的，大概都是老人。何况他那时已经蓄着过领（衣领）的长须呢。这位老人静默地坐着，面部总挂着一副温和的微笑，好像别人说的每一句话，都使他感觉兴趣和喜悦一般。但有时他谈起什么，这种笑容也会渐隐渐灭，到那时，他的表情便使你看到有些类似渺茫甚至可说是悲哀的情绪，藏在他的眼里，口里和心里。这一个脸，在我少年时代的心里，留下了颇深的印像。直到我从国外回来，再看见我的一别八年的祖父，我才又看见了一副同样的脸，不过不同的是我的祖父没有他的那样笑容，这一点就成为一个已绝望与一个正有望的大分别了。此后我永远没再见过这同样的脸，我看见的脸都呆笑的，哭的，凶恶的，将死的。
这老者当时说了些什么，或许因为我不大听得懂罢，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他临走的时候，又用那副笑容看了我一眼，对我的朋友说：“好，我愿意他能帮我忙。”这老者身体是健康的，踏在地板上的两脚，就像两块轮流敲击着的石。我们送他出了门，回到屋里，我问朋友：“你在那里认识了这个高丽人？他是那家报馆的？”我的朋友忍住一口气，疑问的眼光看着我。
“看他那样长的胡须，那种可怜样子，倒很像高丽人呢。”“咄！啊……”我的朋友接着将嘴凑上我的耳朵，轻声说：“他就是国民党的东三省领袖啊！”我惊惶了。
国民党，在当时的东三省人人都叫它“乱党”，大家谈起它，有如我们现在谈俄国的共产党一样，一百人中有九十九人怕它，诅咒它，和预言它将来必然失败的。官厅方面，更是如防盗贼洪水。可是哈尔滨这地方，终因华洋杂居，思想庞杂，无从限制，故比别处自由些；即如那俄罗斯红旗，早已高悬领事馆屋顶，照得一片红光，大街之上，且时见“红”“白”青年之战的活剧，等等，便为好例。其次，则是哈尔滨当时的两巨头，特区行政长官是近年专办赈济的善士朱庆澜，镇守使是后来据说与郭松龄倒戈有关的张焕相，这两位在东北军人队里，尤其前一位，实是有些进步的宽和思想的人物。我想：只有用上面的原因解释当时朱霁青尚能够在哈尔滨立足，不被拘捕，尚能于侦探追随之下宣传三民主义，印小册子。至于我听了朋友的“他就是三省领袖”而吃惊，却非惊惧，乃是惊喜，像病人寻到了良医，乞丐拾着了金砖一样，为支持不住的快乐心情所激动，云尔。
我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不久，我就搬到他那里去住。我第一次在他那里知道党国旗的太阳十二角，看见孙中山原底像片。他将两面党国旗用按钉八字形的钉在他的寝室墙上，八字头顶挂着白骨镜架的孙中山像（第一次代表大会纪念品），屋子是很小的，一走进去便像要碰在那两面旗上一般。我住在他那里第一件事是帮助他编辑每期十二页的《平民周报》，这刊物便是国民党在东三省宣传的最初文献；第二件事是给他看家，看家谁都会，只要不自己偷东西卖，不被别人偷东西，便是好手。惟独那时以我一个思想极不成熟的孩子来担任一个有立场的报纸的编辑，回想起，真不能不说是他老先生的过分信任，我的过于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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