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定义和价值
历史是怎样一种学问？究竟有什么用处？
从前的人，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以为“不知来，视诸往”。前人所做的事情而得，我可奉以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为戒。这话粗听似乎有理，细想却就不然。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决不能和已前的事情一样。病情已变而仍服陈方，岂惟无效，更恐不免加重。我们初和西洋人接触，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败的。
又有人说：历史是“据事直书”，使人知所“歆惧”的。因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坏，就不免“遗臭万年”。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顾惜名誉。强悍的人，就索性连名誉也不顾。况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难知道的。稍微重要的事情，众所共知的，就不过是其表面；其内幕，是永不能与人以共见的。又且事情愈大，则观察愈难。断没有一个人，能周知其全局。若说作史的人，能知其事之真相，而据以直书，那就非愚则诬了。又有一种议论：以为历史是讲褒贬、寓劝惩，以维持社会的正义的。其失亦与此同。
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学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情的法子。把旧话说起来，就是“明体”和“达用”。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什么是社会的真相呢？原来不论什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这决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受过什么教育？共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情？这都与我有关系。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的一个我。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俗；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质，既不同于欧洲；欧洲人的性质，又不同于日本；凡此，都决非偶然的事。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必须追溯到既往；现在是决不能解释现在的。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
所以从前的人说：“史也者，记事者也。”这话自然不错。然而细想起来，却又有毛病。因为事情多着呢！一天的新闻纸，已经看不胜看了。然而所记的，不过是社会上所有的事的千万分之一。现在的历史，又不过是新闻纸的千万分之一。然则历史能记着什么事情呢？须知道：社会上的事情，固然记不胜记，却也不必尽记。我所以成其为我，自然和从前的事情，是有关系的；从前和我有关系的事情，都是使我成其为我的。我何尝都记得？然而我亦并未自忘其为我。然则社会已往的事情，亦用不着尽记；只须记得“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事情”，就彀了。然则从前的历史，所记的事，能否尽合这个标准呢？
怕不能罢？因为往往有一件事，欲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得了。一事如此，而况社会的全体？然则从前历史的毛病，又是出在那里呢？
我可一言以蔽之，说：其病，是由于不知社会的重要。惟不知社会的重要，所以专注重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如专描写英雄，记述政治和战役之类。殊不知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上的。有怎样的社会，才发生怎样的事情；而这事情既发生之后，又要影响到社会，而使之政变。特殊的人物和社会的关系，亦是如此。所以不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求其原因于社会，察其对于社会的结果。否则一切都成空中楼阁了。
从前的人，不知道注意于社会，这也无怪其然。因为社会的变迁，是无迹象可见的。正和太阳影子的移动，无一息之停，人却永远不会觉得一样。于是寻常的人，就发生一种误解。以为古今许多大人物，所做的事业不同，而其所根据的社会则一。像演剧一般，剧情屡变，演员屡换，而舞台则总是相同。于是以为现在艰难的时局，只要有古代的某某出来，一定能措置裕如，甚而以为只要用某某的方法，就可以措置裕如。遂至执陈方以药新病。殊不知道舞台是死的，社会是活物。
所以现在的研究历史，方法和前人不同。现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头变迁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一切可以说明社会变迁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来说明社会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就是进化。所以：
“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
历史的定义既明，历史的价值，亦即在此。
唐的开国及其盛世
汉与唐，同称中国的盛世，汉之治称文、景，唐之治，则称贞观与开元。
唐高祖的得国，本是靠秦王世民之力。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忌他，彼此结党互争。而高祖晚年，颇惑于嬖妾近习。这竞争傥使扩大了，也许可以演成干戈，人民重受其祸。幸而唐高祖封世民于东方之说，未曾实行。玄武门之变，解决迅速，建成、元吉都为世民所杀。高祖亦传位于太宗。于是历史上遂见到所谓贞观之治。
太宗是三代下令主。他长于用兵；又勤于听政，明于知人，勇于从谏。在位时，任房玄龄、杜如晦为相，魏徵为谏官，都是著名的贤臣。所以其武功、文治，都有可观。参看二十一、二十三两章自明。
太宗死后，高宗即位，初年任用旧臣，遵守太宗治法，所以永徽之治，史称其媲美贞观。中年后，宠信武才人，废王皇后，立为皇后。国戚旧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都遭贬斥。高宗因苦风眩，委政武后，后遂为其所制，唐朝的衰颓，就自此开始了。高宗死后，武后废中宗而立豫王旦。—就是后来的睿宗。—公元六九○年，又把他废掉，自称则天皇帝。改国号为周。中宗初废时，幽禁于房陵。后来因狄仁杰的谏劝，才还之于洛阳，代睿宗为皇嗣。七○五年，宰相张柬之等，乘武后病卧，阴结宿卫将士，迎接中宗复位。
武后以一女主，而易姓革命，这是旷古未有之事，自然要疑心人家暗算她。于是：
（一）大杀唐宗室，又大开告密之门，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用严刑峻法，以劫制天下。
（二）一方面又滥施爵禄，以收拾人心。虽然其用人颇有不测的恩威，进用速而黜退亦速，然而幸进之门既开，仕途遂不免于淆杂。
（三）武后虽有过人之才，然而并无意于为治，所用多属佞媚之臣。其嬖宠，如薛怀义、张昌宗、张易之等，无不骄奢淫逸。武后亦造明堂，作天枢，所费无艺，民不堪命。
（四）一面骄奢淫逸，又要尽心防制国内，自然无暇对外。于是突厥、契丹蹂躏河北。发数十万大兵而不能御。吐蕃强盛，西边也时告紧急。
这都是武后革命，及于政治上的恶影响。
中宗是身受武后幽废的，论理，当一反其所为，而将武后时之恶势力，刬除净尽。而以武后之才，把持天下二十余年，亦终于失败，则即有野心的人，亦当引以为鉴。然而天下事，每有出于情理之外的。中宗复位之后，即惟皇后韦氏之言是听，任其妄作妄为，不加禁止。而韦后，亦忘却自己是和中宗同受武后幽禁，几遭不测的，反与上官婕妤，俱通于武后之侄武三思。于是武氏的势力复盛。张柬之等反都遭贬谪而死，韦后、上官婕妤、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等，都骄奢淫逸，卖官粥爵。政治的浊乱，更甚武后之时。
公元七一○年，中宗竟为韦后所弑。玄宗起兵定乱。奉其父睿宗为皇帝。睿宗立玄宗为太子。时韦后及安乐公主已死，惟武后女太平公主仍在。公主当武后时，即多与秘谋，后来中宗复辟，及玄宗讨韦后之乱，又皆参预其事。属尊而势力大，在朝的人，都有些怕他，附和他的亦很多。公主惮玄宗英明，竭力谋危储位，睿宗又不能英断。其时情势甚险。幸而玄宗亦有辅翼的人，到底把他除去。而睿宗亦遂传位于玄宗。这是公元七一二年的事。
当睿宗在位时，贵戚大臣的奢侈，二氏营造的兴盛，还是同武、韦时一样。而从中宗时，韦后和上官婕妤、太平、安乐公主等，都可以斜封墨敕授官。仕途的混杂，尤其不可思议。直到玄宗即位，任姚崇为宰相，才把他澄除掉。
玄宗初相姚崇，后相宋璟。崇有救时之才，璟则品性方刚，凡事持正。宋璟之后，又相张九龄，亦是以风骨著闻的。武韦以后的弊政，到此大都刬除。自高宗中叶以后，失坠的国威，到此也算再振。这个于下一章中叙述。
从贞观到开元，虽然中经武韦之乱，然而又有开元的中兴，总算是唐之盛世。自天宝以后，则又另是一番局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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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
★吕思勉的通史很实在。关于陈垣和吕思勉两位大家，我是读他们的著作长大的，受益之多，不在任何前辈(如陈寅恪)之下。
——余英时
★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严耕望
★吕思勉、钱穆、黄现璠先生的通史类著作，比较简约精要，且鲜有政治烙印。
——章立凡
★高度的概括，结合具体的分析，是吕先生撰述通史的一个特点。而与此特点结合在一起的，则是深刻的史识。
——程念祺
★在吕思勉先生的笔下，充满了历史的冷静，文化的关怀和对人类殷殷的期望。
——褚新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