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月，生于1932年上海日租界，日本战败后于1946年迁归“陌生的故乡”台湾，是“台湾太史公”连横的外孙女、连震东的外甥女、连战的表姐，其家世脉络，独秀台湾文坛。精通中日语言文字，师从台静农，交游夏志清，今与董阳孜荣获台湾最高文化奖项，身兼文学创作者、学者、翻译者三种身份。1958年至1993年在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专攻六朝文学、中日比较文学，并曾教授现代散文等课。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捷克查尔斯大学客座教授等。
　　那些年的林文月，是台湾大学校园里的一道风景，她学识丰富，气韵生动，文笔典丽，姿态优雅。台大中文系毕业的作家郝誉翔写道：“曾经听一位师长说，每逢他们那一辈人聚在一起，回忆学生时代，竟然整晚谈论的话题都围绕在林老师身上，可见林老师是青春时代最美好的记忆……我也听另一位师长感慨地说，天底下的美人很多，但如林老师一般，无人不以为其美的，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重要著作有论文《谢灵运及其诗》、《唐代文化对日本平安文坛的影响》、《澄辉集》、《山水与古典》、《中古文学论丛》；散文《京都一年》、《读中文系的人》、《遥远》、《午后书房》、《交谈》、《作品》、《拟古》、《风之花》、《夏天的会话》、《饮膳札记》。其散文集《遥远》获第五届中兴文艺奖散文项奖、《午后书房》获第九届时报文学奖散文推荐奖、《饮膳札记》获第三届台北文学奖。
　　因为研究白居易对平安朝文学的影响，1972年在撰写《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的论文时开始翻译《源氏物语》全书，并因此获得第十九届“国家文艺奖翻译成就奖”。其后陆续翻译日本古典文学名著，包括《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伊势物语》等。亦因在翻译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之诸多成就，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特颁赠纪念赏。

　　《人物速写》收录了作者从1997至2003年陆续完成的散文多篇，追记了自己与他人在生命行旅的际会因缘，依次写了十篇，分别用人物的缩写代号表示，J.L.、C.、A.、L.、G.、J.、H.、F.、A.L.，以及致M.N.。名为“人物速写”，实际上主题不是锁定人物，而是该人物背后铺陈的事件，作者强调的是与这些人物之间互动而留下来的美好记忆。通过作者与这些人的互动和交集，让我们看到作者林文月的情感、思想和生命历程。举例来说，《C》写的是一个医生之死，医生本是对抗死亡的人，但自己却对死亡产生质疑，终究抵挡不过死亡的到来，由此也引发了作者对于生存与死亡的重新思考。《J》写的是自己的先生郭豫伦的家庭访问护士，描写Ｊ对工作的热忱以及与作者亲近的友谊，而通过追溯先生从病危以至于离世的经过，又在字里行间寄托了对先生病逝的伤感。在这本书中，作者专以散文体例刻画人物，文中抒情与记述并重，更见其架构散文的高超功力。

　　我观察人物、描绘人物，也写作人物。
　　写作的主题当然不限于人物。风景、事物皆可入文。然而纯粹的写景、叙事、状物似乎不易为，难免于单薄之嫌。景与物与事终究要与人结合才会具体充实丰富起来。
　　我写作的人物对象，必然是曾经十分关心过，也曾经仔细观察过的，因而在铺词摛文时无法抽离自己，时或不由得投入参与。这大概与观察人物的方式或角度有关。
　　——林文月
　　致M.N.
　　——代跋
　　M. N. ：
　　飞越千里，我回来了，带着少许衣物，和数捆原稿及印就铅字的文章。
　　通常我旅行只托运一口中型皮箱，拖一只小小的随身箱子。较大的行李，放置衣物与零星物件，随身小箱则收入比较重要的东西，例如证件、牙刷、安眠药、珍贵书籍。如果旅行之目的是演讲或参与学术讨论会议，讲稿、论文、议程表和相关资料，必要检查再三后收入小箱内，以免托运的行李万一转机或其他原因致损毁，乃至遗失。
　　这次整理行李时，感到困惑。原稿加上印就的文章，难免在分量上重复成倍，小小随身箱竟然不易容纳，若其勉强压挤，则恐怕纸张毁损，而且小箱分量颇沉重，不便举置于机位顶上的架内。遂只得将原稿和刊载那些文字的报章剪贴打散铺排于托运的行李底层。
　　幸而，飞越十数小时，人和行李和文稿都平安回来了，没有遗失，没有毁损。你放心。
　　这其中，约莫三分之一的文字，是以人物为对象的主题。
　　我自幼偏好文学与绘画，作画缀文往往进入忘我自足且丰饶充沛的境界。你是知道的。
　　其实，在年轻时选择终生志业之际，你也知道我曾经迷惘彷徨过。文笔与绘笔，究竟取此舍彼，如何而无憾？我问自己无数次，也问别人。当然问过你的。
　　我读高中的那所学校，在面临大学入学考试的最后阶段，新聘了一位杭州艺专出身的杨蒙中老师。杨老师年轻，追求艺术的崇高理想，而且教学热心。可惜，高三时期，校方和学生都单项注意升学的大目标，校方已经不为升学班的我们安排音乐、美术等养性怡心的课程，而督促我们面对文理各类课本。我只好自行报名参加杨老师主持的课外活动美术组。
　　一周两个下午，上完最后一堂课后，我都雀跃愉快地从三楼的教室奔跑下楼。美术组的课外活动设在一楼走廊尽头的大教室。升学压力之下，参加那一组课外活动者并不多。杨老师教我们使用炭笔画石膏像。我第一次用比铅笔松软的炭笔，修正时用掰下的馒头捏成的小面团代替橡皮擦。
　　通常都是先到的先占据一个位置，把画架立稳，画纸固定，选择一个角度面对石膏像。杨老师教我们如何测定画纸中的石像高低左右空间，以及石膏内容的精确比例。基本失误必然影响大局。杨老师在我们的背后默默观察，有时令我们离席，坐下来眯着眼睛从我们作画的角度仔细看石像，用馒头块拭去不妥部分，为我们修正线条，或者调整明暗。原本不甚肖似的画像，往往经他三数笔变动就形似生动起来了。
　　那是我高三的枯燥生活中，唯一快乐的时光。
　　接近下学期末尾时，那个无须点名的课外活动，出席的学生越来越少。大概是课业压力所致。终于只剩我一个人坚持到最后。杨老师并未因此稍有懈怠。他专门指导我这唯一的学生，更为细心周全。我经常画到夏日最后一道光线从窗口褪去、难以辨认石膏像的明暗层次时才停笔作罢。
　　杨老师有时并不急于下课离去。他对我谈一些读杭州艺专的往事，他的师长，他自己习画的经验，以及关于画理美学的问题。我专注地听他说话。从他的上半身望去，窗外的满天彩霞斑斓绚丽，年少青春的心仿佛也一片纯真充满着理想。那种感觉，到如今还是记得的。
　　然而，我并没有选择从事艺术为终身志业。
　　在文学、艺术两难舍之际，我去询问杨老师的意见。
　　“去读文学吧。学艺术，像我这样又有什么好？全校也没有几个真正喜欢美术的学生。”他淡淡笑，带些无奈和牢骚，“你可以把画当作一辈子的嗜好。那样子会比较快乐些。”
　　我果然选择了文学，以绘画作为嗜好。也许是高三那一年专心从杨老师学习石膏炭画，于有限的时间里，我偏好人物肖像。你是知道我这个偏好的。
　　我观察人物、描绘人物，也写作人物。
　　写作的主题当然不限于人物。风景、事物皆可入文。然而纯粹的写景、叙事、状物似乎不易为，难免于单薄之嫌。景与物与事终究要与人结合才会具体充实丰富起来。至于写作人物之际，则又难免介入观察者我，甚或有意凸显执笔者我。这和绘画之道理可以相通。譬如同为妇女之肖像，但毕加索之作，便与马蒂斯之作，或莫地格里亚尼之作判然有别。你定会同意。
　　我写作的人物对象，必然是曾经十分关心过，也曾经仔细观察过的，因而在铺词摛文时无法抽离自己，时或不由地投入参与。这大概与观察人物的方式或角度有关。好比在一面大镜前，你去看一个人。你所看到的是这个人物的实体，以及镜中的这个人物；而镜子又映现这个镜面所能包容的人物周遭另一些人，甚至于在一旁观察人物的你自己；更由于方向角度的些微调整，人物与观察人物的你自己的主客地位，则又随时可以转换变化，于是，你看到你所要观察的人物对象，仿佛也看到那人所观察的观察者你自己。
　　至于使用文字写作人物，更有不同于线条明暗彩色形象之描绘人物。除了外形之刻画，复得借由语言谈吐以彰显那人的个性特色、内蕴气质，乃至于当下所无法把握的生命轨迹。文字，虽然也书写在平面的纸张上，形象之外又可状音声记语言，与平面画布上的绘画相比，更多一些可以挥洒的质素。你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再生动的人物肖像，有关主题的感思内涵，画家却不能完全传达。举梵高为例吧。你看他画普罗旺斯的老农夫，戴一顶草帽，指甲镶着泥土污垢的双手扶着锄头上柄，鬓须皤白，面庞多纹栩栩欲生。整个画面似倾诉着老农一生的故事，启观者想象而油然感动。不过，画家的彩笔最多也只能传达“似倾诉”的境界而已，终究无法为人物代言。文字刻画出来的人物虽然在形象上未若绘画的鲜明强烈，但由于既状形又状声，代人物传达谈吐语言，所以那人物便不再停留于平面的空间，而得以活跃起来。
　　语言谈吐，有时经由独白呈现，多时更借交谈表出。不是众人广坐喧哗之际的杂乱谈论，而往往在人生偶得的留白片刻，现实稀有的宁静一隅。如果你是一个诚恳的倾听者，那人可能会似水流潺湲，自自然然将心事感思悉数道出。宁静一隅片刻留白中的悠悠交谈，是我最值得珍视的奇妙经验。全然投入的聆听，让我闻所未闻，甚至见所未见。我见到那人澄明的心，听到那人诚挚深沉的心声。时则因为见到对方澄明的心，听到对方诚挚的声，不自觉地自己也融入那情景，而潺湲似水流一般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在那种时刻，交谈达到最纯美愉悦的境界。你可以体会的吧。
　　不过，你也许质疑，人间果真有美妙的交谈，然则那些人是谁？能与我分享心灵的共鸣？
　　容我隐其名姓吧。姓与名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就如同我姑且也隐没你的名字，称你为M. N. 。
　　M. N. ：请相信我的诚意。千里迢递，我带回这些文稿，希望你也和我分享共鸣。
　　很晚了。夜大概已睡，这里只余孤灯和我。晚安。
　　二○○三年　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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