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世界难题：中美能避免对抗吗？
作
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近年来的发展及未来走向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关注。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上很多研究机构和媒体都在讨论，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是否正在受到中国这样的新兴¾¬济体的挑战，美国的霸权究竟能否维系等。历史上，类似中美两国这样的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似乎多数都选择了以激烈对抗的方式一决高下。那么，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能否避免重蹈历史上大国对抗的覆辙？中国是否会甘心在现有国际体系内和平崛起，而美国又能否容忍并接纳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两国能否创新思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系列的疑问已¾¬在两国专家和智库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在这些讨论中，专家学者和舆论领袖分析问题的理论视角、政治倾向、议题范围和认知程度都不尽相同，因此结论也各异。简单归纳，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强调中美关系中的对抗因素，认为未来两国战略对抗和军事冲突不可避免，是为“悲观论”。虽然较为温和的悲观论排除了中美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仍认为竞争，甚至恶性竞争将主导中美双边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
与此相对，第二种看法则关注两国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强调利益远大于分歧，并认为中美关系有望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是为“乐观论”。这一观点认为，虽然竞争因素尚存，但双方能够在扩大共同利益的同时避免战略对抗和冲突，拓宽合作面，从而维护两国关系的稳定。
而第三种看法则认为中美关系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两国各自的发展道路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如果中美不能缓解彼此的战略猜忌，妥善处理分歧，那么，两国关系可能会脱离合作与竞争共存的正常轨道，滑向对抗的边缘，是为“警戒论”。如果两国仍将彼此视为战略对手甚至敌人，那结果可能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因此两国应以实际行动扩大合作领域，为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这三种看法，伴随着中美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相继占据上风。目前，对两国¾¬济界相关人士而言，乐观论仍是推动双边贸易和金融合作的主流意见。而在两国军方智库，悲观论似略胜一筹，表现出在关键时刻“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强硬姿态。警戒论则注意到了2010年以来，国际局势的变化使得两国各界对彼此的看法中负面印象增多，因而提出增信释疑，扩大、深化利益汇合点，建立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为构建破解大国对抗历史宿命、共创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有力支持。
悲观论：中美战略摊牌不可避免
悲观派从战略目标、实力上升、战略意图、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社会转型、战略文化、突发事件等视角来审视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趋势。在这一派观点中，大国冲突“宿命论”和意识形态“魔咒论”的影响最为突出。前者基于部分历史¾¬验，突出大国实力的变化将可能导致对抗，是典型的权力政治（特别是霸权政治）的体现；后者强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导致分歧，是冷战思维的表现。此外，也有相对温和的悲观论者认为，中美之间可以避免严重对抗和军事冲突，但是竞争，甚至恶性竞争，将是主导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主线。
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论
在国际政治学界，一些信奉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国家间关系就是一场不断追逐权力的斗争。在以“无政府状态”为特征的国际体系中，保障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是追求权力的最大化，美国如此，中国也不会例外。他们从近现代大国崛起的历史¾¬验出发，认为一个新兴国家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挑战霸权国的地位和Ô¬有的国际秩序。威廉二世时代、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分别挑战了英国和美国的霸权，由此引发了战争。今天中国的崛起，有意无意地都是在挑战美国霸权，其结果也必然会导致战争。他们认为，由于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军事现代化步伐加快，中国将会对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战略利益构成威胁，对此，美国绝不会坐视不管。所以，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难以克服，战略对抗在所难免。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是“中美必有一战”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大国彼此畏惧，相互猜疑，为了生存和安全，会不断扩大自己的战略目标。只要中国实力持续增长，“中国就会像所有潜在的霸权国一样，倾向于做一个霸权国家”。他预言：“中美可能会卷入激烈的安全竞争，最终可能导致双方兵戎相见。” 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声称，中国对于“20世纪曾¾¬侵略过它的欧洲列强耿耿于怀，并决心通过操纵民族主义情绪以争取其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而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另外一场世界大战的爆发”。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林蔚称，今天的中国积极寻求把美国从东亚吓走，颇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试图通过建造“冒险舰队”来恐吓英国。《大西洋月刊》资深记者罗伯特·卡普兰、《纽约时报》评论员理查德·伯恩斯坦、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部主任孟儒、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隆·弗里德伯格、加利福尼亚大学¾¬济学教授彼得·纳瓦罗等学者也持类似的看法。
卡普兰在《我们将如何与中国作战》一文中认为，美中两国军队在太平洋上的对峙将是21世纪的国际政治特点；即使两国不会爆发大战，也会陷入具有冷战特点的僵局。他说，作为西半球的霸权国，美国竭尽所能阻止中国成为东半球大部分地区的霸权国，这可能成为21世纪标志性的事件, 中美亚太世纪博弈实属必然。伯恩斯坦和孟儒在《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文中认为，中美已¾¬成为全球对手，两国关系紧张，利益冲突。他们说，20世纪90年代，冲突是中美关系的主线。在21世纪初，即使不开战，两国之间的争夺也将在全球展开。
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史蒂芬·莫谢尔认为，中国的目标就是要控制亚洲和世界。莫谢尔杜撰了中国称霸世界的三个步骤：基本霸权（控制中国台湾和中国南海）、地区霸权（将中国的控制范围扩展至清朝鼎盛时期的版图）和全球霸权（取代美国，称霸世界）。彼得·纳瓦罗在《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一书中认为，台海危机、中日冲突、朝核问题、À¬美争夺、伊核问题、气候变化、石油安全、霸权争夺等诸多因素可能会导致中美两国兵戎相见。弗里德伯格在《中美关系的未来：冲突不可避免吗？》一文中认为，即使中美两国的宏观战略目标都是防御性的，但是任何一方为确保自身目标的实现而采取的措施都可能会引起对方的警觉，结果导致对方采取反制措施加以回应。他主张：“美国应该和地区盟友及伙伴一起合作，保持足够的军事优势，威慑中国、制衡中国的军力发展。”
强调崛起大国同守成大国的对抗难以避免的学者，在讨论中美关系时引入了“安全困境”的概念。他们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缺乏信任，互相惧怕，安全成为首要目标；为确保自身安全，（国家）被迫攫取更多的权力，以避免受到他国权力的冲击，这又反过来加剧了其他国家的恐惧，并迫使后者做最坏的打算。在一个充满竞争的无政府体系中，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感到绝对安全，因此，权力角逐的恶性Ѭ环难以避免。他们认为，由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不放心，所以不得不采取措施防范中国。例如，兰德公司前研究员麦艾文曾在《战略防范与亚洲的稳定》一文中直言不讳地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竞争维度”日趋明显。美国深化了同亚洲盟友和伙伴（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目的就是通过创建亚太安全机制，有效制约和弱化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从长远角度有效阻止中国主导亚洲。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舆论界和学术界，持中美必然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观点的人也不在少数，也就是所谓的“一山不容二虎”。一个典型的论点是，中国已¾¬是世界上国力仅次于美国的“老二”。一些人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含义，当然是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的“老大”；但作为世界霸权国的美国，是绝不会和平地放弃其“老大”地位的，一定会竭力用¾¬济、政治、军事手段遏制中国崛起，防止中国的国力超过美国。例如，中国国防大学军事问题专家刘明福教授在《中国梦：中国的目标、道路及自信力》一书中认为，中国国家战略的最高目标就是成为“世界领袖”。中国成为世界领袖国家之日，也正是中国带领全球创造新世界之时。当然，在中国实现领导世界这一战略目标的过程中，美国会竭力限制甚至遏制中国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美之间“冠军争夺战”不可避免。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戴旭在《中国应该给美国围堵行为划红线》一文中就指出，美国在黄海军演，宣布插手南海事务，演练针对中国的“海空一体战”，构筑亚洲“小北约”，威胁中国国家安全。为此，中国必须对美国围堵中国的行为划一道明确的红线，不能允许美国在事关中国领土、领海主权，事关中国民族团结和地区和谐等问题上软硬兼施，暗算中国，也不能允许美国在中国周边国家从事危害中国利益的行动。对那些敢于威胁中国的势力集团，中国要运用国家力量，予以警告和反击。此后，他还强调，未来中美之间爆发战争并不是危言耸听。美国正在按照西化中国、在中国周边构筑“C”型包围圈、策动周边国家同中国爆发冲突或策动中国内部民族地区动乱这几个步骤威胁中国国家安全。未来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在美国的策划下，与中国有重大领土、领海纠纷的周边国家，因主权问题或将与中国产生冲突乃至爆发战争，也就是“单边代理人战争”。
2011年，奥巴马政府加速亚太“再平衡”战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À¬里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强调，今后10年，美国外交策略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将大幅增加的投入锁定在亚太地区。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了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新军事战略报告，强调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军事维度。在此背景下，美国学界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越来越悲观，有学者甚至担心，中美矛盾可能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有学者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爆发核战争的风险。
在中国，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解读也各不相同。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罗援少将撰文指出：“目前对美国重返亚太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美国是为了凸显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并非针对中国；二是认为美国就是为了包围中国、制衡中国。我个人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论美国是否有能力包围中国，其意图肯定是存在的。”与罗援的观点类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也指明，美国“重返亚太”具有削弱中国的用意：“资源蛋糕就这么大，且美国已接受欧洲的统一，并为其清扫了苏联这个最大障°¬¡¬¡¬接下来欧美联合一致的目标必然是削弱中国，以保证西方世界对资源份额的绝对垄断¡¬¡¬这在中国看来，显然不能接受，因此必然要与西方斗争。”
意识形态魔咒论
中美两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有很大的差异，这是事实。一些美国学者从民主和平论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上同美国之间的差异也会导致中美发生冲突。他们说，中国“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政党竞争的议会民主制，缺乏民主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他们主张对中国政府施压，促进中国的民主化改革。
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往往存在很大的风险，会发生冲突甚至暴力。转型国家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会实行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政策，将内部矛盾转向国外，从而引发同外部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这也就是所谓的“转型冲突论”。从这个视角出发，他们认为即使中国正在朝着民主社会转型，转型过程中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也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¾¬济不断发展、社会改革不断深入和社会管理不断增强，现行政治体制不仅不会发生西方期待的变化，反而会更加巩固，表现出很强的韧性。由于中美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双方之间的互动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加深彼此之间的猜忌，甚至爆发冲突或战争。也就是说，相互交往越多，对彼此了解越多，越不信任对方。还有些美国学者对中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¾¬济发展模式表示担忧，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迅速发展对西方自由主义市场¾¬济发展模式构成了挑战。
例如，阿隆·弗里德伯格在《中美关系的未来：冲突不可避免吗？》一文中指出，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既不是一个集权国家，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中国越来越倾向于利用¾¬济发展来避免社会动荡。假如¾¬济增长出现了问题，中国政府会越来越依赖民族主义诉求。也正因为此，中国在从现行体制转向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的过程中，可能会同美国发生冲突。他认为，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巨大差异，不仅阻°¬双方采取措施减少两国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和竞争因素，也导致了相互敌视和猜忌。因为战略Ô¬因，美国可能会猜忌甚至敌视中国，但这不是唯一因素。意识形态差异是一个更重要的Ô¬因。
也有美国学者强调，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同中国之间不断深化的接触、沟通和交流并不一定能改变中国固有的战略文化和战略目标，也不能促使中国真正接受现存国际规范；中方可能会坚持固有的战略文化，拒不接受国际通行规范，也不会改变Ô¬有的身份认知。相反，中方可能会借融入国际体系的机会，在国际机构内部谋求改变Ô¬有国际规则，利用西方的规则打败西方。中方对美国战略意图的误判、行为方式的误读也会加深彼此之间的战略互疑；在此情形下，任何突发事件都会导致双方加深对彼此的误读和误判，导致关系更加紧张。
在中国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强调，美国将中国视为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异类”，这更加深了两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矛盾的对抗性。在中国学界和博客圈中，有关美国分化、西化中国战略的现实威胁性等主题讨论不绝于耳。诸如《一篇妄图“西化”中国的代表作——评杨继绳先生的〈我看中国模式〉》、《专家学者研讨“颜色革命”、“街头政治”及美国西化、分化中国战略》、《警惕美国以文化“软实力”西化、分化中国》、《从美国“西化”、“分化”中国的“十条诫令”说开去》、《“西化”、“分化”中国：美国的险恶用心》、《准确把握西方西化、分化中国的新情况、新特点及对策研究》等学术论文阐述的观点在一些人士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同时，一些中国学者将美国的一些战略决策解释成对华实行“和平演变”的工具，目的是在加强对华渗透的同时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权。例如，冷战结束初期，有中国学者指出，“某些西方势力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中国同西方之间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也有中国学者倾向于从阴谋论的视角解读美国学者提出的有关中美战略关系的构想。例如，华盛顿智库彼得ɬ国际¾¬济研究所荣誉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曾提出中美“两国集团”（G2）的概念，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ɬ曾提出“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提出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表明西方学者确实注意到了中国国力快速上升的现实，当然也含有希望中国能够承担与之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应的国际责任的因素。毫无疑问，这些构想的现实性和可行性确实值得商榷。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却将这些构想视为西方试图借此“吸纳中国这个国际¾¬济中的‘异类’”，并称此举表明西方对“中国这个‘异类’的恐惧和不信任”，甚至说这是“·¬版的‘中国威胁论’，只不过是应对威胁的方式变了”等。这些“异类说”无疑加深了两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矛盾的对抗性。在此情形下，任何突发事件都会导致双方加深对彼此的误读和误判，导致关系更加紧张。
中美战略竞争论
在中美学界，对两国关系的未来持悲观看法的学者中，也并不都认为中美必然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甚至战争，一些人相信核武器带来的“恐怖平衡”可以防止中美发生大规模的直接军事冲突。但由于两国都从“零和”的视角看待双边关系，中国崛起就意味着美国衰落，中美之间依然存在着为争夺世界领导权而发生冲突的可能，所以，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甚至恶性竞争将主导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于2013年撰文认为，中美关系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竞争、合作与冲突。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合作不太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流。中美在价值观、政治制度、国家利益、发展水平、对当今国际体系的认知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太大，双方很难在所有这些议题上找到共同点；即便双方尽最大努力追求共同利益，它们也很难找到一个相互认为可以接受的成本收益分配模式。即使双方存在共同利益，在保护这些利益的过程中，它们也可能会对如何分担责任存在分歧。当然，中美两国也不太可能根本对立，双方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较小。两国¾¬济高度依存的现实已¾¬使得双边关系具有很强的韧性。两国都拥有核武器也是抑制军事冲突的重要威慑力量。双方针对可能引发中美冲突的因素（特别是中国台湾问题和朝鲜政权垮台的问题）都有较好的沟通与管理，可以有效防止双边关系滑向军事冲突的边缘。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阿什利·泰利斯也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竞争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特点。泰利斯通过观察中美实力的变化趋势来判断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走向。他认为尽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总体实力相对于美国而言仍然处于劣势，但是，由于受¾¬济关系、军事行动、地缘政治等领域各种问题的困扰，中美关系在近期内仍然会麻烦不断、充满竞争、令人伤脑筋。虽然双方都拥有核武器会防止任何冲突演变成全面战争，但是，从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广义的双边关系仍然有可能并不和谐。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会挑战它的领导地位，因此不可避免地采取一些措施抑制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也担心美国限制自己的发展，因此被迫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来保护自身在地区和全球的利益。只要目前美强中弱的实力格局仍然持续，双方之间这种抑制与反抑制的互动模式仍会持续。
泰利斯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情景做出四种预测，一是温和的低烈度竞争，前提是中国实力相对下降，美国实力大幅恢复；二是中、美、印三极世界或者多极世界形成，前提是美国实力持续相对下降，印度实力上升，美印联合制衡中国；三是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中国实力相对上升，其他国家同中美实力差距较大，在此情形下，爆发中美新冷战的概率大幅增加；四是美国实力下降的速度和中国实力上升的速度都非常快，两极格局只是通往中国霸权过程中的短暂过渡，美国不得不时刻担心来自中国及其盟友的威胁。泰利斯认为，无论如何，中国霸权对于美国及其盟友而言都是极其不利的，因此，美国会在中国崛起之前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确保中国不会在实力上超越美国，中国也预料到美国会采取这样的策略，并为之做好准备。所以，当今和未来，中美关系注定充满竞争。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阎学通教授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中美两国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它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竞争关系。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其全球主导权，而中国的目标则是恢复其Ô¬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中美无法避免政治竞争。只要中国¾¬济增长速度长期快于美国，两国在向世界提供发展模式的问题上就必然会形成竞争。在《历史的惯性》一书中，他提出未来10年，随着中美综合实力差距缩小，双边关系中的不稳定性将更加突出，两国利益冲突的领域将不断扩大，频率将不断加快，性质将日益恶化。但同时，中美竞争同当年美苏冷战时期的对抗非常不同，在¾¬济和文化领域，双方合作是主流，两国的冲突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向其他地区扩散的可能性较小。
由此可见，无论是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论还是意识形态的魔咒论，或是相对温和的冲突不可避免论，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持悲观立场的观点都是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突出强调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他们不仅在旧世界的大国间冲突中找到了例证，也在国际关系发展的体系层面提出了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必然引发安全困境。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别等因素共同将中美关系推向对抗，即便双方不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与冲突，竞争或恶性竞争也不可避免。
乐观论：冲突可以避免，合作是主流
乐观论者从实力差异、意图克制、¾¬济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制约、中国民主化前景、中国战略认知演变等视角来审视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趋势。他们认为，首先，同美国相比，中国整体实力有限，中美军事力量对比更悬殊，加上中国战略目标克制，没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意图，所以，中美完全有能力破解历史上大国对抗的传统逻¼¬，缓解安全困境，避免战略摊牌。况且，中美同为核大国，尽管中国核武器库在数量和质量上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但中国不断增强的核武力量也令美国投鼠忌器，任何一方都无法承受核战争阴云带来的危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美发生冲突的意愿。
乐观论者也强调，中国崛起是在现行国际体制内崛起，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中国不谋求推·¬现行国际体系，并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起推动现行国际体系改革，使之更加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现实，这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同时，面对共同利益和共同挑战，中美只有加强合作，才符合双方乃至地区和全球的利益。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促使中美两国学会管控分歧、管控危机、避免冲突、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双边关系良性竞争和健康发展。
美国应该认识到中国既无意愿也无实力挑战美国霸权
中国没有意愿挑战美国，当今时代特点和中美关系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中美不会重蹈大国争霸的覆辙。对于悲观论者所讲的中国崛起必然导致对外扩张及中美对抗的论调，中国学界早在21世纪初就给予了有力驳斥，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2002年，中国知名战略家、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提出“和平崛起”的理念，有针对性地对当时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给予了有力回击。
2005年9月，郑必坚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中国和平崛起，争取大国地位》的文章指出，中国已¾¬采取了超越大国崛起传统道路的战略。中国寻求建立国际政治¾¬济新秩序，但这可以通过渐进改革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来实现。中国不走“一战”时的德国和“二战”时的德国、日本依靠暴力掠夺资源、争夺霸权的老路；中国也不走冷战中大国争夺主导权的道路。对于如何实现和平崛起，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和平发展道路，郑必坚认为，需要全方位地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逐步构建“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谋求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吴建民认为，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两股重要力量。这也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加强同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迈向共同繁荣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博鳌论坛秘书长、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周文重也认为，中国与世界各国日益成为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面对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坚持将维护自身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相统一，一直努力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做好，努力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教授也指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方针，不输出意识形态，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容不迫地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中国不谋求霸权，不挑战美国霸权。中国不是苏联，中国既没有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能力，也没有这个意图。中国当前的综合实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即使中国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从内部来说，中国现代化建设任重而道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国内发展都是中国的首要问题。从外部来说，中国也不具备可以称霸、与美国争霸的条件。
有学者指出，认定中美关系必将重蹈大国争霸的覆辙的观点，忽略了当前中美关系同历史上的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关系的重要区别。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大国关系趋于稳定，国家间相互依存逐步加深，求和平、谋发展、盼稳定、促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在这种环境下，中美对抗不但会损害各自的长远利益，也会损害同中美两国保持合作的所有国家的利益。事实上，当今美国对华政策同冷战时期对苏联在军事上遏制、¾¬济上封锁、意识形态上对抗的政策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美国也多次表示，欢Ó¬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此言当然有待兑现，但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发展需要和长远利益，这的确是事实。
在美国学界，多数学者也不认同悲观论者所讲的中国崛起必然导致对外扩张的论调。他们认为，第一, 中国的战略目标克制，没有扩张的意图和倾向，所以，尽管两国之间存在种种分歧，但两国并不一定要走向对抗。他们说，崛起大国确实会不满现状，但是中国没有挑战美国和现存国际体系的意愿，因此，美国应该接受而不是排斥中国崛起。第二，历史上崛起大国的历史¾¬验并不适用于中国，将中国同历史上德国、日本崛起并挑战当时的世界秩序相提并论并不恰当。他们指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理念，支持现存国际体系，遵守现存国际规范，不输出意识形态，不在海外驻军等事实本身就说明中国不会像历史上崛起的大国那样走扩张的道路。
例如，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兰德尔·施韦勒指出，崛起大国对现状的不满有程度差异，它们追求的目标也不尽相同。有些崛起大国确实具有颠覆现行国际体系、改变现行国际规则、废除现行国际机构的野心，但是，有些崛起大国的战略目标是“适度有限的”。它们并不追求颠覆现存国际体系、规则和制度。它们希望对现存体系进行微调，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现存体系。
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在《中国接触亚洲：重塑地区秩序》一文中说：“北京已¾¬努力减轻了华盛顿对中国崛起的担忧。” 波士顿学院教授陆伯彬称，中国领导人和学者一再对外说明，在近代，中国并无对外进行领土扩张的历史，也没有这种愿望，对此，绝大部分美国学者也都表示认可。美国著名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2009年年初在写给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建言中明确指出，从本质上讲，中国是“一个谨慎而有耐心的国家”。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学教授½¬忆恩、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金骏远等学者也支持上述观点。他们认为，当今中国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今中国看起来没有丝毫的“革命倾向”，中国已¾¬抛弃了先前僵化的意识形态和在亚洲传播共产主义的目标。中国目前的对外战略目标比较有限，包括追求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统一，收回有争议的边境地区，要求国际社会接受其对南海部分岛屿的主权。假如这些问题能够和平解决，中国可以算是一个对现状比较满意的国家。
½¬忆恩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加入国际机构，开始接受国际规范，其遵守国际规范的记录是良好的，中国也无意改变现存国际体系。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中国采取了理性、务实、克制的态度和做法。中国作为现存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并没有意愿改变现存国际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将中国视为现存国际体系（尤其是美国）的威胁，不但在逻¼¬上讲不通，也不符合现实。
强调历史上大国崛起的逻¼¬不适用于中国的学者，包括美国前国务卿、战略家亨利·基辛格，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立民，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季北慈，《大西洋月刊》高级编¼¬本杰明·施瓦兹等。例如，基辛格认为，将崛起的中国视为20世纪的德意志帝国是错误的。他说：“我们一直把中国正在崛起的现象同20世纪的德意志帝国主义相比较，从而得出战略对抗不可避免的错误结论，认为美国应该为之做好充分的准备。这种观点是危险的，也是不正确的。”基辛格指出：“军事帝国主义向来就不是中国的风格。”傅立民指出：“中国不同于德国、日本、苏联，甚至不同于美国，因为中国不会追求类似‘二战’前法西斯德国提出的所谓‘生存空间’，也不会追求（类似美国提出的）‘天定命运’；中国不向海外输出意识形态，也没有在海外驻军。”
施瓦兹认为，中国不是一个扩张型的国家，它的崛起不是威胁。如果因为中国试图在西太平洋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就断定中国将破坏海上航道，恐吓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甚至日本和澳大利亚，那就过分夸大了。季北慈指出，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发展与崛起”的理念本身就决定了，中国不会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和日本那样，走挑战现存世界秩序的道路。中国对追求地区霸权和国际领袖不感兴趣。中国重视和美国保持积极的关系，不愿与美国为敌；中国没有挑战现存国际体系的意图，将中国视为历史上的德国、日本是不恰当的。
也有学者从实力对比的角度判断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他们认为，尽管近年来¾¬济发展很快，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综合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并不足以抗衡美国。他们指出：第一，目前中国军力比美国至少落后20年，并且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军力不可能对美国的军事优势构成威胁。第二，中国的导弹、战机、潜艇技术确实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甚至可能会在未来20年中成为东亚一支重要的力量，但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综合实力很难挑战美国，也不会对美国国防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军力覆盖全球，在世界130多个国家拥有9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中国虽然正在获取远距离兵力投放能力，但仍远不及美国。第三，中国¾¬济总量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但是中国¾¬济的质量、科学技术对¾¬济的贡献率，特别是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还有较大的差距，中国¾¬济发展难以对美国¾¬济的领先地位带来根本的挑战。第四，美元的世界地位、美国在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中的主导地位在短时间仍然难以撼动。第五，美国在国际机构中议程的塑造能力、美国价值观念在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是中国难以匹敌的。第六，美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特别是东亚）构筑的同盟体系和安全伙伴关系也是中国无法相比的。
例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中国军力》研究报告指出，从科技水平和作战能力来看，中国军力至少落后美军20年。如果美军仍按其预期进度发展，在今后20年，美国在和中国军事实力对比上仍占绝对优势。报告称，在未来20年中，中国可能会成为东亚地区重要的军事力量，但不会成为全球军事大国。
美国海军中将、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托马斯·威尔逊在参议院武器装备委员会上做证时指出：“中国提升其数量极其有限的、落伍的战略核武器库的愿望依赖于其¾¬济的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科技水平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优化，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在21世纪的前20年不可能对美国的战略优势构成任何威胁。”
陆伯彬也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军力有限，目前并不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的弹道导弹技术只具备最小限度的二次核打击能力，不会对美国的军事优势构成挑战。美国核武器在数量和质量上将在长时间内对中国保持强大的威慑态势。中国从俄罗斯购进的潜艇、战机和导弹在整体上不会对美军构成挑战，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
华盛顿智库尼克松中心前主任唐安竹、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迈克尔·斯温、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政策问题专家唐纳德·格罗斯等学者也认同上述看法。唐安竹指出，诚然，在过去20年中，中国军费开支确实大幅增加，军事现代化也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如果因此而感到“惊慌”，则大可不必。Ô¬因有两条：第一，中国军事实力不足以挑战美国，美军仍是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军队；第二，中国军力增强并不能说明中国就有对抗美国的“意愿”。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和平崛起”。况且，自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以来，中国从未对外进行过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李侃如曾撰文对比中美军事力量，他认为，美国军力真正覆盖全球，到目前为止，也是世界最先进的。中国现在开始获得远距离兵力投放能力，但是仍远远落后于美国。斯温指出，在许多领域，中国不具备生产更加先进的武器系统的能力，飞机引擎设计技术仍然比较落后，因此不得不依靠从俄罗斯进口。包道格在回答“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否在威胁美国在亚洲的地位”这一问题时说：“当今中国军事实力确实有所提高，武器更精准，火力更强，但是，同美国相比，中国军力的差距仍然比较大，而且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赶上。”
唐纳德·格罗斯在《中国谬见》一书中也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同中国相比，美国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例如，美国有5 000多枚核弹头，中国只有大约240枚；美国目前部署了450枚洲际弹道导弹和270枚海基弹道导弹，这些导弹都可以打到中国，而且大部分都携带多个弹头，而中国只有65枚可以打到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海军拥有12艘俄亥俄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核潜艇，并且大部分部署在太平洋海域，而中国对此类项目的开发却一拖再拖；美国海军拥有11艘航母战斗群，而中国航母刚刚下水；美国空军有185架F–22隐形战机，而中国没有装备具有阻止雷达监测能力的隐形战机；美国拥有32架E–3空中预警机，中国目前装备的4架KJ–2000早期预警机性能要远低于E–3预警机。通过一系列数据对比，格罗斯指出，即使中国有挑战美国霸权的野心，也缺少相应发动军事对抗的实力和筹码。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2013年12月19日在回答有关中美军舰12月5日在南海对峙一事的提问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的航母）要对（我们）美国构成威胁，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凤凰卫视的某位评论员认为这是邓普西有意贬损中国。但不管怎样，邓普西的回答也确实道出了一个事实。
由此可见，许多美国人士已¾¬认识到，中国不仅没有打破现有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意图，更不具备挑战美国霸权的军事实力及物质基础。从整体趋势来看，中国只会越来越融入现有的国际制度中，而不会与美国争当世界霸主，挑战并试图改变国际制度体系。因此，美国应该接受而不是排斥中国崛起，更没有正当的理由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特别是近年来，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很多国际和地区问题凸显，美国国内政治也不断受到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的影响，财政风险、医疗保障、刺激就业等问题亟待解决，“遏制中国”显然不是美国的核心战略目标。因此，中美关系有望朝着良性竞争的方向发展。
¾¬济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和核威慑有助于抑制中美冲突
对中美关系发展持乐观态度的多数中美学者从两国¾¬济深度相互依存的视角来判断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他们认为两国¾¬济深度依存有助于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促进双方合作，同时也有助于抑制两国之间潜在的军事冲突。例如，兰德公司4位知名国际问题专家詹姆斯·多宾斯、戴维·高姆佩特、戴维·席À¬帕克和施道安等在联合撰写的题为《与中国的冲突：前景、后果及威慑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我们认为，中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由于中美两国¾¬济依存度非常高，两国¾¬济同世界¾¬济的联系也史无前例，所以，即使不考虑核战争的危险，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也将给美国¾¬济乃至世界¾¬济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美¾¬济的相互依存事实上有助于抑制双方的军事冲突。哈佛大学教授诺亚·费尔德曼在《凉战：未来的全球竞争》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不会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中美之间也不会爆发战争。Ô¬因很简单，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¾¬济成就，不是靠孤立于世界，而是靠融入世界，靠加强同美国和其他消费¾¬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有一半来自对外贸易，而中国的对外出口中，美国占了1/4。也就是说，¾¬济上如此紧密的相互依存成为促进和巩固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中国，也有“¾¬贸关系是维护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之说。
事实上，中美¾¬济依存度远远高于“一战”之前欧洲各国间¾¬济的依存度，目前双边年贸易量已突破5 000亿美元，中国也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中美¾¬济已¾¬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双方之间的任何大规模冲突都会严重危及两国¾¬济安全，给两国社会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对美出口要大于美国对华出口，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和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远远超出了任何领导人的个人意志。由此可见，加强中美¾¬济融合对双方都有利，破坏这种¾¬贸互惠关系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也有学者从国际机制的角度分析中美关系的特点，他们认为各类国际机构的设立有助于加强国家之间的沟通，减少战略猜忌，增进信任，促进合作。他们认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已¾¬加入了多数国际组织和机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战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在中国同国际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中国的国际行为也受到国际机构、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的制约。在融入当今国际体系的过程中，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参与者，虽然也主张改革体系中一些不合时宜的规范，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当今国际秩序、挑战其主导地位的战略意图。事实上，中国是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融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¾¬济秩序中崛起的。他们主张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促使中国接受国际规范，影响中国的决策行为。
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2000年在《同床异梦：处理1989至2000年之中美外交》中指出，冷战结束后，中国加入亚太¾¬合组织、亚洲区域论坛、东盟“10＋3”、核不扩散机制、世界贸易组织等地区和全球机构。中国进一步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有利于增加中美两国接触和交流的机会，这将更有利于减少双方之间的误解。不仅如此，中国在国际机构的参与度越高，同这些机构之间的联系就越紧密。这会促使中国逐渐意识到，维护现存国际体系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中国作为当今国际组织成员，享受着国际组织带来的益处。既然如此，中国就不大可能采取威胁现存国际体系的行为，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度减小。
兰普顿在《中国在亚洲的崛起无须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看法。他说：“虽然中国力量的崛起必然对美国及中国的邻国带来挑战。但从推动区域¾¬济增长、应对当前和今后的跨国挑战而言，中国实力的增强也成为一个强大的引擎。不可否认，外部世界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也将会影响中国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虽然美国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范中国，但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应该是整合，也就是将中国融入现存国际政治、¾¬济秩序中。”
½¬忆恩也同意兰普顿提出的通过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来改变中国的战略行为。½¬忆恩说，随着中国陆续加入各种国际组织，中国的战略文化、行为规范，甚至国家身份都会发生改变。而随着中国战略文化的改变，中国领导人会更倾向于接受规范国际行为的自由主义规则和机制。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不仅是物质利益的算计，更是一个社会化过程，这反映了中国渴望成为一个国际社会接受的、现代的国家。中国在最近愿意更多地参与诸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国际多边机制，这说明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愿望强烈。反观若干年前，中国不愿加入国际组织，认为国际组织可能会阻°¬中国的行动自由。但如今，中国渴望加入国际组织。也就是说，中国参与地区和全球组织的程度越深，中国领导人也就会越来越认同当今国际组织及国际规则。
中美各层级、各领域的密切接触，有助于改变中方的战略文化，促进中方接受现存国际规范，进而“软化”中方Ô¬有的僵化意识形态和身份定位，从而有助于加强互信、避免冲突。也就是说，只要中国融入了当今国际体系，接受了当今国际规范，按照西方确立的国际规则行事，中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减小。中国¾¬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¾¬济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所以，只要中国坚持走市场¾¬济道路，中国Ô¬有的僵化意识形态就会受到削弱甚至消亡，中国在国内治理和国际规范上的认知就会接近美国，中美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就会增加，这也有利于增强中美建立互信，降低爆发冲突的概率。
也有学者从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和核威慑作用等视角判断中美关系，他们认为，这些因素有助于减小中美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例如，陆伯彬认为，东亚的地理因素和潜在的不均衡的两极格局有助于缓解中美两国之间的安全困境，促进双边关系的稳定。美国本质上是一个海洋国家，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其利益和势力范围都以东北亚和东南亚沿海地区为主。由于苏联解体、日本¾¬济长期处于衰退状态，中美事实上成为东亚两强。从肯尼思·沃尔兹两极稳定论的角度来看，中美在东亚两极格局中实际上处于稳定的竞争状态。两国虽有猜忌，但发生误判的可能性会减小。这种不均衡的两极国际结构也大大减小了中美两国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金骏远曾从核威慑稳定论的角度出发，说明中美安全困境会趋于缓解。他说，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国拥有的大量核武器制约了彼此的冒险行为。由于核威慑的因素，美国同崛起之后的中国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他认为，中美关系已¾¬进入一个相互威慑的时期，这不仅有效减小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也有效制约了彼此在“有限战争”和“危机处理”中的冒险行为。他反驳了鼓吹“中国实力增长会给国际安全带来负面影响”的观点，认为这些分析家过度夸大了中国崛起对国际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Ô¬因是他们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核威慑能够制约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决策，却不能约束中美高层决策。诚然，中国实力增强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两国就一定会爆发冲突。即使打一场小规模的核战争，后果也不堪设想。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在台海、南海以及东亚其他任何地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都比较小。
警戒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随着中美之间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深化，双方在政治和战略层面的互不信任也日渐加深。近年来，这种战略互疑广泛存在于两国学界和主流媒体中，在政府官员中也有一定的市场。一方面，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发生的刘晓波事件、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的分歧、对台军售、谷歌事件、会见达赖事件、黄海军演、王立军事件、贸易摩擦、汇率之争、插手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以及华为、中兴和三一重工在美并购受挫等都加深了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此前提到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部分中方人士对美国围堵、遏制中国的认知。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其在外交上表现得更加成熟、自信，美国开始担心中国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并可能进一步威胁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军力不断增强，在从俄罗斯购进先进武器的同时也自主开展新式武器装备试验；中国¾¬济充满活力，不仅享受着高额的对外贸易顺差，还在全球大多数地区开展投资，获取资源；中国社会民族主义高涨，《中国不高兴》、《对美国说不》、《中国应该对美国说“不”》、《中国威胁还是威胁中国？》等诸多作品曾一度畅销，反映出新时代一些中国民众对美国的不满，上述因素都引起了美国的疑虑。
因此，目前，中美政界、学界在战略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对彼此的不信任，使得国际社会和两国国内均不同程度地担心未来中美关系可能会脱离合作与竞争并存的轨道，走向战略对抗。警戒论的观点认为：战略互疑会导致中美关系偏离健康稳定的正常轨道。如果不及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处理两国关系中的不利因素，减少战略互疑，增强战略互信，在涉及双边、多边乃至全球具体事务中开展切实有效的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拓展合作面，未来中美关系可能会不断受到不利因素的干扰，导致两国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增加，甚至导致战略对抗。
中美战略互疑的根源
兰普顿教授曾在《权力约束：中美相互战略猜忌的根源》中总结了两国相互猜忌的四个主要根源：一是两国学界部分人士从零和博弈的角度评价未来双边关系的发展；二是对中美实力对比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一些学者对金融危机给美国造成的负面影响看得过于严重，大谈“美国衰落”，过于低估了美国实力的韧性，并且不切实际地高估了中国的实力；三是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变得更加强势，不断要求美国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对美国对台军售、干涉西藏等中国内部事务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四是中美双方战略决策彼此相互影响，特别是一些军事战略决策加速了双方对彼此的战略防范，从而落入所谓“行动—反制—再反制”的怪圈。
结合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现实，中美之间存在的大量深层次的战略互疑正在呈增长趋势。中方对美方的战略疑虑根深蒂固，而且在最近几年有加深的迹象，这不仅体现在中方的一些官方声明中，更体现在新闻媒体、互联网、博客圈和教育体系中。中方对美方的战略疑虑主要基于以下认知：第一，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实力已¾¬上升至全一流国家的行列，理应受到应有的尊重。从长远看，中国实力上升，美国实力衰落是发展趋势。因此，美国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将企图牵制甚至阻°¬中国的崛起。第二，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对华实行“和平演变”，试图“西化”、分化中国，要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权，支持“藏独”、“疆独”、“法轮功”和异见分子，破坏中国网络安全。À¬萨的“三一四”事件，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刘晓波事件、谷歌事件等，都强化了中方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认知。第三，中方认为，美国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主要表现在坚持对台军售，加强对中国抵近侦察，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等。第四，近年来，美国频繁利用中美¾¬贸摩擦来转嫁国内矛盾。美国对中国赴美投资设置了许多政治障°¬，对人民币汇率也实行高压政策，这在中方看来是以牺牲中国¾¬济和劳工的利益来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第五，整个西方社会关于气候变化的说辞实际上是西方的阴谋，目的是阻止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第六，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对于美国对台军售、沿海抵近侦察的容忍度在不断降低。且美国对朝鲜、伊朗和东南亚国家的外交立场也使中国感到不安，加深了中国对美国意图的怀疑。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美国对中方的战略疑虑也不断强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国领导人担心中国试图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第二，美方担心，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步伐加快，中国解放军在西太平洋的力量投射能力增强，会威胁并限制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行动自由；第三，美国认为中国通过网络窃取美国知识产权，通过实行重商主义的¾¬济政策损害美国支柱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竞争力，通过操纵人民币利率抑制美国商品向中国出口；第四，美国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缺乏信任，也不了解中国国内政治的具体运作方式；第五，在外交上，美国希望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中国的作为显然令美国不满意；第六，美国担心中国试图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影响力；第七，美方担心中方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来保持¾¬济的快速发展。美国特别关注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控制人民币汇率、限制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的某些领域；第八，中国军事发展和武器装备研发不够透明；第九，中国针对美国军方和民间机构实施的网络攻击、窃取美国敏感数据等行为令美国感到不安；第十，美国国会整体上对中国持怀疑态度，从而给行政部门制定对华政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可以说，中国对美国不信任多源于历史教训，而美国对中国不信任多因美国不确定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将如何运用其不断壮大的实力。尽管战略互疑产生的Ô¬因不尽相同，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两国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加深了与生俱来的对彼此国家意图的不信任，同时，彼此对对方国家的决策过程、政府与其他实体之间的关系不够了解，也使得两国越来越不能理解是什么塑造了对方国家的态度和行为。因此，在两国之间实力差距缩小的大背景下，中美之间战略互疑不断加深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减少战略互疑的努力也是非常必要的。
减少战略互疑，增进战略互信
中美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是“竞合关系”。有些竞争是相互促进的，也有一些是相互排斥的；有些合作是愉快顺利的，也有一些是波澜起伏的。尽管双方在未来爆发公开冲突的可能性较小，但肯定会有分歧和冲突的因素存在。如果双方能够管控矛盾，增加Ь作，那么中美关系可以走出大国争霸的历史宿命论。但是，由于双方的互不信任日益加深，加上两国在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中美关系仍然会受到一些不可控的意外因素的影响。金骏远就曾指出，在未来10~20年，中美都需要警惕“第三方因素”和突发事件造成的危机给两国关系带来的冲击。中国台湾问题、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可能会成为导火索，引发中美两国间的激烈冲突。为了减少误判，避免冲突，中美需要在发生危机时密切沟通，防止危机升级。中国学者也对中美如何管控亚太地区第三方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做了深入的探讨。
不管是否愿意正视这个现实，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是世界¾¬济发展的领头雁，拥有蓬勃发展的消费市场，是科技创新的桥头堡，当今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主导者（尽管美国也多次破坏自己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作为世界霸权国，美国在当今国际和地区重大热点问题上的态度仍然举足轻重。美国如果发挥建设性作用，对于地区和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是有利的；美国如果发挥非建设性作用，对于重大问题解决的掣肘也显而易见。
中国的崛起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稳定同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关系，对于为中国营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至关重要。同世界上最先进的发达国家和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交恶，绝对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并在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方面达成战略共识，对于保障中国和平发展所需的有利国际战略环境、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都裨益良多。过去60多年中美关系发展的¾¬验表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由于中美实力的不对称性，合——对中国的利要大于美国，斗——对中国的伤害要深于美国。毫不夸张地说，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大局就是中国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看，任由战略上的不信任导致双边关系滑向战略对抗的边缘，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坦诚面对目前两国各界存在的战略互疑，分析它产生的Ô¬因，探索解决之道，势在必行。
目前，中国学界对于外交政策的辩论日趋多元化，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充斥在对美政策辩论和公共舆论中，这些思想无疑加深了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有些观察家甚至认为，中美战略互疑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更有甚者直接将中国的外部威胁界定为美国，若对这一点提出质疑，就是“敌我不分”，甚至是“卖国”。当然这也是引起美方对华疑虑加深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需要划清三条界限加以澄清：第一，国家是否在客观上受到某个或若干敌国的威胁，国家是否“需要”一个“敌国”来巩固内部秩序，是不同战略范畴、不同政治范畴的两个问题。第二，一部分美国人将中国视为敌国，并不等于美国决策者和政治主流将中国界定为敌国，并将美国的长远战略置于中美互为敌国的判断之上。同样，一些中国学者持有的以美国为敌国的立场，也不能代表中国决策者和政治主流的外交思想。第三，美国对中国构成的安全威胁、政治威胁和¾¬济竞争，不能等同于美国是中国的威胁，也未必等同于美国是中国的最大外部威胁。
因此，以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给中国带来明显的战略、政治、安全挑战为理由，将中国的对外战略建立在“以美为敌”的基础上，既行不通，也不明智。中国跟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为敌，成本必然大于收益，此外，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愿与中国联手组建长期的反美同盟。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进两国共同利益，应对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这才是两国和世界之福。
综上所述，在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研判中，两国政界和学界的相关人士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出发，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悲观论者强调了中美关系中的冲突因素，弱化了凝聚两国战略共识的积极因素。实际上，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最关注的仍然是如何应对国内问题，如何改善民生。中美零和对抗并不能帮助解决各自国内面临的各种挑战，更无助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地区和全球挑战。值得肯定的是，悲观论者指出了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形，警示我们必须加强沟通，保持战略克制，妥善处理分歧，管控危机，增信释疑，预防和避免战略对抗。
相反，乐观论者则指出，两国之间高度相互依存，不搞对抗、合作共赢、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是两国战略界的主流意见，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是，一些乐观论者对两国关系中的冲突因素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可能出现战略意外这一问题鲜有涉及，对国际机制的作用期待过高，忽略了在国际机制改革过程中会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对于如何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讨论有限。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警戒论者综合了悲观论者和乐观论者的分析框架，认为对于中美关系中的消极因素，既不能夸大也不能回避，而要积极管理，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它告诫我们，如果不能处理好双边关系中的战略互疑、第三方因素和意外事件（包括战略意外），中美关系可能会脱离当前合作与竞争共存的正常轨道，滑向战略对抗。这当然是关心中美关系的各界有识之士和国际社会所不愿意看到的。竞争是国际政治的常态，难以避免；事实上，两国都欢Ó¬竞争，但要进行良性竞争，争取在竞争中扩大利益共同点，拓宽利益交融面，是引导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方向。鉴于两国之间在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都存在巨大的差异，管控双方在竞争中的分歧、缓解彼此在战略上的猜忌和怀疑，是中美两国各界必须正视的问题。中美关系的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双方只有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精神处理两国关系中的议题，培植互信，才能避免对抗，促进合作，实现各自的国家利益。为此，中美双方必须联合起来多做些事，发展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
展开
——崔立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顾问
处在新时期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发展方向，既需要内外的物质基础，也需要当政者的政治决断和战略家的前瞻视野。人们在阅读王缉思教授编著的新作时，将受益于此书的立体思维，并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产生新的感悟。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