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与拿破仑：一次历史性的会见》：
这听起来像一个借口托词。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歌德对沃伊格特说的“老毛病”以及沃伊格特不得不理解为熟知的肾病犯了这种内容仅仅是个借口，还是歌德在“那些可怕紧张的日子”中真的被如此痛苦的病痛折磨得失去了战斗力。这是不能排除的，甚至不是不可能的。然而，歌德在年终时写给蔡尔特和卡尔·奥古斯特的信中不明确的说法也没有办法解答疑惑：歌德逃避了，正如他在一生中总是逃避不利局面一样，尤其逃避所有他最亲近人的葬礼。而当我们读了歌德10月31日写给远方的谢林那封回顾“那些可怕的紧迫事件”的信件时，我们又会质疑：“我的健康几乎没有动摇，自从我从卡尔斯温泉镇回来，我就一直感觉很舒服，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状态。”这种说法与他10月16日用铅笔写在那张便条上的戏剧性告病很难吻合。那么，歌德这一天是真的病了，还是他逃避了一种心灵上的苛求？ 假如是后者，那么，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歌德这位德国最著名的作家，可以推测，拿破仑皇帝知道他的名字，然而，歌德这位大作家却要作为战败者，作为乞求者出现在拿破仑的面前（s．30）；歌德肯定能想到，拿破仑和他打招呼时可能不会收敛他恼火与倨傲的态度，正像皇帝前一天傍晚在宫殿的台阶上与公爵夫人打招呼时那样。倘若如此，那就不会有恰好两年之后在埃尔福特进行的自由对话：在埃尔福特，他们所处时代的两个伟人按照几刻钟的时限彼此交谈。
歌德可能担心他的房子出问题，他可能也感觉身体不适，然而，他也尤其可能没有兴致面对这种局面。在这个意义上，汉斯·提姆勒关于“失灵”的说法说到了点子上，尽管我们必须承认，歌德的缺席并非决定性的，因为最终魏玛的命运并非依赖于他的干预。法国士兵对魏玛城的劫掠已经结束，在一位鞋匠公开地跪在正启程的皇帝拿破仑面前之后——这一幕情景马上被画家用彩绘的形式永远固定下来。
可是，歌德这样至少少了一幅有趣的印象。与同事沃伊格特不同，也与朋友蔡尔特不同，歌德还无法亲眼看到五年来在欧洲大陆纵横驰骋的那个男人。撇开受到侮辱的公爵夫人不谈，被打败的魏玛人不是不能接受拿破仑本人的，不仅有总会被打动的代办米勒，而且还有呆板的沃伊格特，他给爱诽谤他人者波伊提格尔写信说：“自从我（10月16日）与冯·沃尔措根先生拜谒他以来，他美丽的眼睛让我更加信任他，我对他的信任从来不会被削弱。”①我们不得不产生疑问，这样的一句话是否专门写给尽人皆知的拿破仑信件监督审查部门的。
抑或歌德在这些日子以来已经从更远的距离见到了拿破仑？这个问题简直太吸引人了，以至于我们无法不去探究这个问题。10月15日的日记写着：“由于皇帝抵达而到宫廷去。”歌德日记的批评评论者为此引用了魏玛宫廷的日志，即宫廷每天记载的内参资料，说皇帝及其“身边亲近的人”（Entourage）“在四点左右”到达王宫，还有其他诸多状况。然后上面写着：“尊贵的公爵夫人殿下（serenmissima）（原文如此）与在场的女士们和先生们……特别是为魏玛公国效力的宫廷侍臣们一起在台阶处迎接皇帝，并且把上文提到的皇帝陛下引领到大厅，（S.31）在那里，最高层的人物彼此告辞，赶赴他们的套房里。”这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台阶情景的官方版本，当时，拿破仑先是具有威胁意味地与公爵夫人露易丝打招呼，然后把她冷落在一旁。我们很难想象，歌德会不知道这幕情景。当公爵夫人临去世时，歌德毕竟1830年2月10日与艾克曼的谈话中特别提到“她用以抵抗拿破仑的意志力”。他当时“由于皇帝抵达”而留在宫廷中，他会因此而在事件的背后成为这丑陋一幕的目击证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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