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没有兄弟，只有两个姐姐。大姐嫁给一个叫宋天伦的男人。谈婚论嫁讲究门当户对，宋天伦的家境也就十几二十亩耕地的中等人家。不料嫁过去没有几年，宋天伦突然暴富。民国年间，崇明岛上有几句顺口溜：“金油车桥银堡镇，铜新开河铁洪镇。”油车桥镇富甲全岛由此可知，而油车桥镇上的一半产业属于宋天伦，尤其用于物流生意的沙船，有数十条之多。我祖父的大姐，就在宋天伦暴富几年之后，突然悬梁自尽，甚是蹊跷。我曾多次问父亲，宋天伦怎么发的财？父亲说，传闻贩卖了一舶板鸦片。横财发得蹊跷，难怪一九四九年几代人一起迁往海外，再也没有回来。不义之财换来一个子孙后代背井离乡，实在不值得。一度繁华的“金油车桥”，也早已凋零，旧迹无存。
祖父的二姐嫁给堡镇一个叫倪元龙的读书人，在我祖父母、父母心目中，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我后来读书之后对照他当年的状况，应该还不是秀才而是“生员”，相当于现在还未拿到毕业证书的高中生。就是这样一个半截子读书人，在清末的乡镇也算是场面上人物，大凡地方上有什么排解不开的事情，就要请他出面协调；或者典房买地等大事，也要请他书写契约文书。我读中学时，叔祖父经常向我吹嘘倪元龙的一个经历：民国初年，堡镇东街的“洋纱厂”(即后来的国棉三十五厂)扩建时拆掉了一座石桥，由此引发纠纷，官司打到县衙，县领导当然支持纳税大户“洋纱厂”，倪元龙作为镇民代表，居然敢与县领导拍桌论理，最终打赢了这一场官司。
我对倪元龙的最初记忆，大约在四五岁时。一个身材瘦长、眯着眼睛、长发散乱的老头子，经常到祖父家里作客。每次来，或单身一人，或带着一个很漂亮的女子。母亲要我叫老头子“寄公”，叫漂亮女子“寄爷”。这“寄公”就是倪元龙，“寄爷”就是他的小女儿、我父亲的表妹。原来，我祖父的二姐早已去世，倪元龙单身一人，小女儿也已出嫁。一个读书人，一旦丧偶独居，生活上的潦草可想而知。女儿虽孝顺，毕竟已为人妻，照料老父难以周全。
我家距堡镇约二十多里路，当时还没有公共汽车，全靠两条腿走路。一个古稀老人，走完这段路，至少三四小时。所以，我每次见到他的第一眼，总是一副疲态。在我记忆里，他大多是在冬天农闲季节来我们家，每次来，都要住上一阵子。我的祖父性爽好酒，每天都乐哈哈地陪这位有大学问的姐夫喝酒，我则在边上打秋风。虽然落魄，但在种地的舅子面前，他还是保持着几分矜持。喝完酒，便端一张矮凳，坐在堂屋前的阶沿石板上，眯着眼睛晒太阳，一副很享受的样子。见我从他面前走过去，会突然伸出手臂，将我搂在怀里。母亲见了，便从厨房里跑出来，将我拉走，说是别打扰寄公休息，实在另有原因。
倪元龙生活上不拘小节，尤其到了冬天，难得洗头擦身，于是全身驻满蚤子。我的父母亲对他敬而远之，当着他的面很客气，背后却给他取了一个外号：“米点客人”。蚤子像米粒，故有此号。我对蚤子很好奇，经常在他晒太阳翻开呢绒面子羊毛夹里的长袍寻捉蚤子时，帮着他一起找，一旦捉到米白色的蚤子，就往他手里送。他接过蚤子，放在大拇指甲上，再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甲按上去，只听得“叭”的一声响，蚤子立刻破肚而亡。他身上的蚤子确实多，天天在太阳底下捉，总也捉不完。
我家厨房的灶口旁边，挨着墙壁有一条柜子，长两米宽一米，内分三格，存放稻谷、麦子一类的粮食。倪元龙来了，就在柜子上铺两条被子当床睡。倪元龙一走，母亲连忙拆洗被子。尽管如此，蚤子还是漏网。尤其我身上的棉衣棉裤内侧夹缝里，几番围剿才能清除掉。
晒太阳捉蚤子，只是这位秀士的功课之一。他的另一门功课，就是帮助我家整理历年积累下来的一堆契约文书之类的东西，检出有用的，剔除无用的。他曾拍着我的小脑袋说，长大了好好读书，就会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这一印象，一直保留在我脑子里。我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清末民初时期太祖、曾祖、祖父这三代人购买人家土地的文契，祖父五十几岁时写的“预嘱”，解放初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应该与他的整理和叮嘱是分不开的。
从颁发于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五日的《土地房产所产证》上发现，那时还没有给我取学名，我在这份证件上的名字是“周三”。显然，父母或政府人员觉得把我的乳名“野狗”写上去不雅观，遂按照我在家中孩子的排序，写了这个“周三”。我的学名，当然要请老夫子倪元龙来取。估计是在我上学的前些日子，倪元龙确定了我的学名：“周山”。父母问他为什么取这名字，他说我生的那一天正好舟山群岛解放，取其谐音。我后来查了一下，舟山群岛并不是我出生那天解放的。开始时，我曾怀疑就是从土地房产证上的“周三”演化而来，一直到我读了《周易》、《论语》等古籍经典之后，才懂得了这位老人给我取名“山”的深意。《周易》的八个经卦中，有一个“良”卦，其诸多象征物类中，象征“山”也象征“狗”，既然我的乳名叫“野狗”，学名叫“IJl”也就完全对应。另外，孔子有“仁者乐山”一说，取“山”为名也表达了他对我如何做人的期许。这番用心，我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是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的，他只能随手拿一个舟山群岛解放的故事来忽悠一下。我的父母被蒙了一辈子；当我懂了取名真意，也同样无法向他们解释。
一九六二年冬天，传来倪元龙去世的消息。我的父亲、大伯两兄弟赶去堡镇给老姑父送行，已经上初中的我只能在学校里思念着这位给我童年带来快乐、还给我取了一个学名的老人。
中学时代，读到鲁迅先生的《孔乙己》，立马联想到倪元龙老人。我似乎特别能理解孔乙己，虽然科场失意，但是做学问的基本功、毛笔字的书写水平，未必比那些科场得意的人差。尤其一辈子替别人誊抄书卷的孔乙己，他的书法水平能差吗？倪元龙替我祖父写的那份“预嘱”，毛笔字的功力，就已令我十分钦佩。
在天高皇帝远的村野，正是有了倪元龙这样的落第秀士，才能随时为乡亲服务，传一脉文化薪火。
（摘自《清末“生员”给我取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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