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闻见录》：
几年之后，张大干再到日本，曾任日本文化财保护委员会委员长的细川护立前来拜访，并告知近日收藏一卷黄庭坚行书长卷，因卷上有张大干诸多鉴藏印，故想请其鉴定真伪。当张大干看到细川氏收藏的《伏波神祠诗》卷时，其复杂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应细川氏诚邀即在卷后写了一段长跋，其中有“此大风堂旧物也，前此不幸遭人剽窃”云云。后来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印本中，张大千此跋并未印出（参见黄天才《五百年来一大千》，台湾羲之堂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所以当张大千后来在观展《廉蔺传》卷时，不禁又想起此事，故而对之惘然，感慨万千。章先生是上海著名书法家和文化老人，但他竞不知《廉蔺传》和《伏波神祠诗》卷均曾为张大干收藏过，却指责“张大干的这个题跋，莫名其妙，这个题是什么题”。这似乎像是一场自娱自乐的“二人转”。所以读者也大多一笑了之，不忍置评。
像《廉蔺传》这类早已有定谳公认的传世名迹，想做翻案文章，几乎是在挑战或嘲笑无数古今人的智商，如稍有不慎或粗疏，小者贻笑大方，大者天下围哄。草书，尤其是狂草，在欣赏时不可将单个字从原作中分离出来解读或赏析，而是要结合原作中的整体布局、上下连贯、字势呼应等方面进行赏鉴，反之则与“碎尸美人”何异？而在鉴赏黄庭坚草书时，也应当遵循这一基本规则。
《廉蔺传》卷究竟是否是黄庭坚晚年之作？山谷晚年作一说最早见清初人顾复《平生壮观》卷二：“山谷诸长卷强半学怀素者，皆绍圣二年（1095）谪于黔州获见《自叙》（怀素《自叙帖》）以后之作，晚年书也。”山谷享年六十一岁（1045-1105），如此似可将其五十岁以后定为晚年。顾文中“强半”应为大多数（或一半以上）之义。但问题是，《廉蔺传》卷可否列为“强半”部分中的“晚年书”。草书《诸上座帖》卷也无年款，但有“山谷老人书”名款，且跋中有受书人“吾友李任道”上款。根据黄庭坚文集中有关诗篇可知，李氏是山谷在元符二、三年间（1099-1100）贬谪戎州时的友人，而此时山谷五十五六岁。故定《诸上座帖》为晚年书，无可疑义。可参阅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
但问题是，如将《廉蔺传》与同为“晚年书”的《诸上座帖》比较，两者确有所不同，而且亦如曹、章二文中所指出的，《廉蔺传》中有某些“章法失误、笔势乖谬、用笔线质特点迥异于黄书”之处。但也未必如曹文中所说：“其中明显突出的失笔错谬和丑俗之书几达二百字，占全部字数的七分之一强。”比如“氯”字，曹文认为“米”字少上部二“点”，成为了“木”字。但孙过庭《书谱》中“氯”字上部也少了二“点”等，有些字似有待商榷之处。如将之与“标准件”的《诸上座帖》相比，《廉蔺传》疑似“伪作”。因为同是晚年书作，两件作品不可能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这几乎是一个鉴定的基本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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