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曾国藩
一略传及著书
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生于清嘉庆十六年（纪元一八一一），卒于同治十一年（纪元一八七二）。道光年间，会试中式进士，授翰林院检讨。累官至礼部侍郎，丁忧回籍。会太平军起，自广西入湖南，锐不可当。在籍督办团练，立湘军；初不过保卫地方，后因屡挫太平军，遂出境御敌。尔时太平军已建都金陵，国藩崎岖戎马，十余年间，恢复沿江各省，卒破金陵，成清室中兴之业。官至大学士，爵为毅勇侯。国藩居翰林时，即与罗罗山（泽南）等，讲程朱之学，各以学行相砥砺，卒以书生，成削平大难之业。当时湘军名将，多数是平时讲学之朋友及门生。其为人公忠朴诚，言行一致，治军居官，未尝一日离开学问，粹然有儒者气象，当时风气，为之一变。其论学不主一派，于考证家之诋斥宋学，固不以为然，而于汉学，亦极推段、王、江、戴诸公。所为诗文，亦不主一家，精深博大，卓绝一代。卒年六十二。谥文正。所著书，诗、文、奏议、书札、日记及经史百家杂钞共百数十卷。门人辑而刻之，曰：《曾文正公全集》。
二学行
自汉学极盛，攻击宋学，不留余地，门户之见至深。乾隆以来，宋学二字，几为学人所不道。但汉学大家，如戴震等，不特学术超越前古，即人格亦足为一世模范，故能压倒宋学。至其末流，则考证之途，已达于止境；学者支离破碎，徒以辨析名物为事，而薄视躬行实践。于是浮薄之士，乐其无所拘束，率以汉学家自命，渐惹人心之厌恶，尔时老成贤达之士，遂欲和会汉宋，力矫轻浮之弊习，曾国藩即为折衷派之领袖；彼支持清末数十年之学风，孜孜为学，终身不倦，虽未尝有特创之学说，然其宗旨，本在调和汉宋，且极重实践，乃兼容并包之折衷派也。
其治学之宗旨，略见于其所著之《圣哲画像记》，有云：“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前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为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说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何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而其《致刘孟容书》（孟容名蓉亦湘乡人）、《覆夏弢甫书》（弢甫名炘，安徽当涂人，著有《述朱质疑》等书），亦皆反覆陈明此旨。（具见《文集》）可见其兼采汉宋之长，以成文质得中之学派，不以当时之门户攻击为然，确为包容众流之大家也。且不独对于汉宋之争主调和，于程朱陆王之争，亦主调和。是时唐鉴（字镜海）著《国朝学案小识》，尊程朱而排陆王，国藩尝从鉴问学，而于鉴之主张，则非之。尝云：“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姚江宗陆，当湖宗朱（当湖指陆陇其），而当湖排击姚江，不遗余力；当湖学派极正，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覆夏弢甫书》），此盖与小儒拘守门户之见，截然不同者也。其博采众长之处，且不限于儒学。其《日记》中有云：“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又曰：“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又曰：“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亦犹夷惠之不及孔氏耳。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于此可见其博大；其身心实践，亦悉与以上所言相合；且每日必静坐数息百入，则又采用道家功夫者也。
国藩生平，极服膺桐城姚姬传鼐，故《圣哲画像记》，并尊顾、秦、姚、王，顾即昆山顾亭林，秦则无锡秦蕙田，王则高邮王念孙父子也。然姬传称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考据、词章；义理指宋学，考据指汉学。而国藩则云：“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见《日记》）惟其局量广大，故其门下，才智毕集，一艺一长，靡所不揽。学识则广于程朱，事功则越乎阳明，伟成中兴之业，决非偶然。以现在眼光批评，一若以汉人辅佐满清，杀戮同胞，为大不道，其实时势使然，不足以损其学问人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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