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绪论
1.1 重新测度全球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重要性
1.1.1 理论价值
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到21世纪初，多数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与此同时，McKinnon（1973）和Pagano（1993）指出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观点。1989年，“华盛顿共识”确立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在IMF的推动下，拉美、东欧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开始尝试放松对资本账户的管制。
然而，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未在本质上改变人们对金融自由化的认知，发展中国家应实施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观点甚嚣尘上，认为资本自由流动可以实现资源的*优配置，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存量和工资水平。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及全球性经济衰退成为资本账户由开放到管制的转折点，全球资本市场自由化进程整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秉持金融自由化的IMF也转变立场，认为出于宏观经济稳定和宏观审慎发展的目的，资本管制是应对大规模资本流动的措施之一，从而推动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金融制度的变革。McKinnon（1991）亦指出，发展中国家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是在利率市场化基础上国内借贷和国内通货膨胀能够有效抑制，且汇率无持续贬值压力，本末倒置可能会导致外债的增加或资本外逃。
资本账户开放一直以来都是宏观经济领域、国际金融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如何高效、准确地测度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是开展相关研究工作的起点。纵览既有研究可以发现，学界对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测度并未形成统一的方法，既有方法很难兼顾全面性、客观性和准确性。一方面，事实指标测度法直接基于资本账户交易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该方法以实际数据为基础使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数据可得性使其较难全面衡量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另一方面，法理指标测度法从一国或地区对资本账户交易的管制程度进行定性分析，该方法主要以IMF的AREAER报告为依据，有丰富的资本账户子项索引和相关评级标准指引，但资本账户开放条款的复杂性、不同国家开放策略的多样性，使其对全球主要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测度需要进行长期、大量、细致的测评工作，无疑提高了研究门槛。与此同时，现有基于法理指标测度法得到的全球资本账户开放指标均为年度数据，在宏观经济数据逐步高频化的今天，对一国资本账户开放测度的年度数据已经很难满足理论研究的需要。因此，如何对既有方法进行完善使其兼顾全面性、客观性和连贯性，是当前测度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难点。
资本开放存在双向性，资本的跨境流动包含资本从其他国家流入东道国以及从东道国流向其他国家。资本从其他国家流入东道国，需要受到东道国对流入资本的管理，在有管制的环境中，只有合规的资本才能顺利流入东道国。对于资本流入管制的放松即为资本账户资本流入开放，有助于全球其他国家资金流入东道国，补充东道国资金需求。而资本从东道国流向其他国家，需要符合东道国本国的政策要求，在有管制的环境中，只有符合要求的资本才能流出东道国。对资本流出管制的放松即为资本账户资本流出开放，有助于东道国多余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利益，增大东道国福利。对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的开放通常不是同步的，对于资本流入的不合理开放，可能会造成热钱的涌入，造成本国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泡沫的存在，危害经济的健康发展；而对资本流出的不合理开放，则有可能造成资本的跨境逃离，造成东道国资本的匮乏，缺乏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为此，对资本账户开放的讨论区分资本流入开放和流出开放能够更加细化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发展、金融稳定的作用。
为此，“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及风险管理”研究团队（简称研究团队）通过完善现有测度方法，基于IMF的AREAER文本信息，提取月度数据，在资本账户总项开放度基础上，进一步细分11个子项，并区分资本流入与流出管制程度，构建了GKAOPEN数据库，实现了对188个国家和地区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月度变化的测度。目前，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99年1月至2019年12月，每两年进行一次动态追踪和更新。
1.1.2 应用价值
2008年经济危机后，全球资本账户失衡扩大，各国间资本流动的规模扩大、速度提升，全球金融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市场间的互动性大大加强。与此同时，针对局部金融风险频发的态势，IMF对资本账户开放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由倡导全球资本账户开放转变为有保留地支持，并认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特殊情况下对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加以管制的做法。经验表明，快速和激进地推行资本账户开放容易诱发金融风险，对一国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冲击，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与速度应切合本国经济、金融发展实际，并辅之配套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对于尚未完全实现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的深化、政策措施的适配性需要一个不断磨合与调整的过程，如何动态审视这一过程中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从而准确掌握各主要经济体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了解资本账户开放趋势，对于高效防范金融风险、提高各国政府经济与金融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亦是摆在各国金融当局面前的一道难题。
随着中国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开放，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资金成本与配置效率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货币篮子，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性获得正式认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入新阶段。当前，中国正在更为深刻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中国经济的内循环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融为一体，坚定不移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在新的经济发展格局下，为了实现资本双向流动、汇率稳定，为了有效甄别和防范金融风险，亟须对全球主要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有一个全面和系统性的把握，同时也对资本账户开放度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套能够准确反映各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数据库和高效灵活的测度方法成为顺利开展上述工作的重要前提。
1.2 全球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再测度及数据库构建
1.2.1 高频法理指标编制方法的提出
为了克服用于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程度测度的传统法理指标测度法面临的二元变量不精确和事件分析不连贯等问题，本研究团队创造性提出了高频法理指标编制方法。此测度方法以AREAER披露的信息为基础，利用两年时间从国际金融机构和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寻找关于各国资本账户管制制度变革的条款，以条款官方公布的时间将其精确到每个月，从总量、流入、流出三个维度，按照政策条款关于管制和开放的不同力度进行五级打分。为确保客观准确，除依据政策条款所用的措辞之外，研究团队还查阅相关学术文献、研究报告，确保对彼时该国资本账户真实状态的准确判断。在此过程中，研究团队收集了事实指标测度法涉及的跨境资本流入和流出、利率波动等一手数据，在AREAER报告的基础上构建了更为丰富的信息库。
1.2.2 资本账户子项双向开放的测度
GKAOPEN数据库提供了衡量资本账户总体开放度的综合指数，以及衡量资本账户各子项开放度的分类指数，从流入和流出双向对资本账户开放进行测度。子项指数的赋值是从IMF AREAER报告文本中推断出来的。通过对子项指数进行加总，可以得到资本流动子项开放度的综合指数。而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总体综合指数是通过对资本账户各子项开放度的综合指数取平均值计算得到。对于资本账户子项的划分，研究团队沿用Fernández等（2016）的做法，并且添加了额外的子项，用于统计政治、战争与冲突等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动管制数据。每一个资本账户子项下的资本流动均划分为流入和流出两个方向，每个方向下根据交易主体位于境内还是境外又细分为两类。每一个*细粒度指标的赋值规则是：加强资本管制，指标加1；放松资本管制，指标减1。然后通过简单求和的方法得到每个资本账户子项流入与流出开放度指标，二者再次求和便得到了资本账户子项开放度综合指数。将所有资本账户子项开放度综合指标加总，就能得到一国资本账户总体开放度综合指数。
1.2.3 国家样本选取和政策分类标准完善
GKAOPEN数据库包含当前全球资本跨境流动涉及的188个国家和地区，包含资本账户总项开放度和子项开放度。翔实和科学的政策分类是资本账户子项开放度的测度基础。因此，为了更好地体现不同类型政策对资本账户开放度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团队将政策划分为五类，分别是“设置/取消审批制度”、“额度、范围的变化”、“监管强度的加强/放松”、“对资本流动增税/减税”和“准备金限制”。根据政策影响力度的不同，在*细粒度指标赋值过程中纳入预设权重值，依据是上述五类政策对资本跨境流动的影响程度，以0.2为步长分别设置1、0.8、0.6、0.4、0.2五级权重，通过加权计算得到加权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标。
1.3 全球资本账户双向开放数据库的贡献
1.3.1 弥补既有数据的政策遗漏问题
目前国际上现存的资本账户开放数据库，基本没有系统性追踪资本账户管制政策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现有指标存在大量政策变动遗漏。例如，在Chinn-Ito的KAOPEN资本账户开放数据库中，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资本账户多年来几乎没有变化，这显然不符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开放的实际情况。本书从政策文本出发，利用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技术精准量化具体政策变动、差异化赋值、动态衡量资本账户开放度，对各国资本账户开放度的刻画更为精准。
我们对Chinn-Ito的KAOPEN指数、Fernández 等（2016）的FKRSU 指数的年度数据进行差分处理获得当期值，将GKAOPEN数据库资本账户总体开放程度指标（Ka）按年度加总，从而使数据统计口径一致。除我国外，我们选取了美国作为发达资本市场代表，选取墨西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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