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过年
看电视放映北京故宫博物院朱家溍先生谈北京过年、宫中过年的节目十分有趣。前年秋天回京，年轻朋友去拜访朱老，我在住处休息未去，后来临回沪时，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雅集，请了北京各位老夫子，也有朱老。一别又已一年半多了，这次在电视上看朱老的家，古老的四合院北屋挂着红灯笼，为了拍电视，还特地在室中一角摆了古书，挂了古老的中堂、对联……真如同与老夫子晤面一样，可惜先生看不见我。不过，即使在屏幕上见到，也不能对话。近日电视台也拍了我两个节目，又电约去京拍“实话实说”，春运高峰，岁暮天寒，不想再奔波，告辞不去了。而看到朱老在故宫太和殿、长巷中谈宫中皇帝过年的事，却感到很有趣，也想说两句，像说相声捧哏一样，算作在江南给老先生捧哏吧！
一是明代宫里皇上过年也吃年夜饭，也吃包饺子，江南、北国的风俗在宫中都有。刘若愚《明宫史》记：“三十日岁暮……名曰辞旧岁也。大饮大嚼……正月初一日五更起，焚香放纸炮……饮椒柏酒，吃水点心，即扁食也。或暗包银钱一二于内，得之者以卜一年之吉……”辞旧岁之大饮大嚼，就是吃年夜饭。“扁食”，就是水饺，现在北京及京郊老人们还这样叫。其他拜年叫“贺新年”，初七吃春饼，十五吃元宵、灯市张灯，十九燕九逛白云观，二十五填仓，这才算过完年，无一不与后来一样。
清代宫中过年，也多继承明代风俗习惯。宫中也贴春联，不过与民间不同，不贴红纸春联。据《养吉斋丛录》记载，是用白绢锦边，墨笔书写。另据乾隆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记云：“国朝向例，除夕前数日，工部堂官委司员满汉二人，进大内照料悬挂对联，其对皆系白绫白绢，多半楷书，挂用铜丝，拴紧于上。”因宫中都是红柱子，红门，贴上白绢锦边的对联，特别鲜丽。这是民间不知道的。
清代有满洲特殊典礼，即祭堂子，现在北京还有东堂子胡同、西堂子胡同地名。顺治一进关，就在长安门外建立堂子，元旦要祭堂子，只带满洲官，不带汉官。其元始由来，满洲官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清朝皇帝一直遵循旧制，而且清代宫中祭神之后，必赐大臣吃肉，即将猪肉白煮，自己割着吃，是满洲特殊风俗。细说很复杂，在此只从略了。
电视中朱老说皇上赐大臣福字。这也是一种礼仪制度。这从康熙时就已实行，直到清末仍在延续。由北京王公大臣到各省总督巡抚，都要赏赐。用一尺见方的大红笺写一大福字，盖上玉玺，赏给大臣。由腊月初一就写起，由驿马送给边远各省督、抚，如《林则徐日记》，腊月末某日记着“贡差……回楚，奉到恩赏御书福字、寿字两幅，狍鹿肉一总封，恭设香案敬领”等词句。这种笺字，据记载，是“质以绢，傅以丹砂，绘以龙云纹”。记得八十年代初，还有一位青年经介绍来找我，拿着一个“福”给我看，问我值钱不值钱？说是祖宗留下来的，问他祖宗是谁，他说他也说不清楚。现在还不难买到。
朱老还说初一朝贺事。这在《翁同龢日记》中记的最多，如光绪十一年所记“乙酉元日……待漏西朝房，辰初三刻上诣慈宁门率王公百官行礼……辰正三刻，上御太和殿受贺，宣表如仪……”这是光绪率王公百官先给西太后行礼，然后再在太和殿受贺。当时大官十分辛苦，子时（即半夜一点）即在家起身，丑正（约三时）就到了宫中，寅初（约早五时）就被皇上召见，先赐八宝荷包二份，福字一张，然后才换花衣（即蟒袍、朝珠），到时间太和殿皇帝升座受贺，大家三跪九叩。……照现在作息时间算，皇上、大臣等人一夜睡不了几个钟头。《王文韶日记》有许多同样记载。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记他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正月初一太和殿行礼情况，写的极为热闹。有兴趣的，可以翻阅，在此就不多引了。
寒云艺事
项城袁氏，清室重臣，又因辛亥革命机遇，做了民国第一任总统。又以窥国称帝，洪宪八十三天，遗笑柄于万年，至今仍为论史者所鞭笞，为茶话者所笑骂，细思之，如此过眼云烟，又有何值得？张伯驹先生父亲张镇芳氏，曾任河南都督，为袁表弟。袁死镇芳吊以诗曰：
不文不武不君臣，不汉不胡又不新。
不到九泉心不死，不能不算过来人。
概括得很不差。袁姬妾众多，儿子亦多，前二名，袁克定、袁克文，世多知之。一个以曹丕自居，一个则真如陈思王曹植。寒云居士，多才多艺，其名句“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即今读之，仍使人怜其身世，凄惋欲绝也。在袁氏诸子中，袁寒云的确是个中白眉，别人无法与他相比。
袁寒云名克文，字抱存，他的母亲是高丽人。他是扬州名士方地山的弟子，师生二人一生相交极为淳厚。阴谋洪宪帝制时，袁克定一心以太子自居，而袁寒云却有临深履薄之感，作诗讽谕。前引两句，即其诗之最后两句。其诗原稿两首，题为《乙卯秋偕雪姬游颐和园泛舟昆池循御沟出，夕止玉泉精舍》，诗云：
乍着微绵强自胜，古台荒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魔崖梦欲腾。
偶向远林闻怨笛，独临灵室转明灯。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小院西风送晚晴，嚣欢艾怨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东去骄风黯九城。
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催梦欲三更。
山泉绕屋知清浅，微念沧波感不平。
诗近西昆格调，拟之于玉溪生之“昨夜星辰昨夜风”，庶几近之。但是他的诗被太子克定的谋士告密，说他诗中有怨望意，不满意帝制，结果被袁项城家谕斥责，不许他和当时的诗人们易实甫、樊樊山等人唱和，命令他住在北海读书。袁寒云天分既高，又性近翰墨，不能外出，便真用起功来。与姬人小桃红住在一起摩挲金石，精研版本，吟诗写字。先在琉璃厂大买宋版书，使宋版书一度价格飞涨。袁寒云在此时期，书法亦大有进步。楷书完全有了金石气了。这种字体，一般人不了解其所自，误以为是柳公权，实际不完全是。是从柳字变化而来，粗笔像颜柳，但字形较长，用中锋写出勾撇有明显的锋芒，而且习惯写隶古定（即古体字），这种字是谁创始的呢？创自翁方纲。这种字在清末学术界很流行，不同于馆阁体欧底赵面的状元字，被认为是有金石气的字体。另外袁寒云还能写钟鼎小篆，曾在钟美丈斋头见他一大幅泥金笺钟鼎，字有碗口大，极为精神。
袁寒云喜收藏宋版书，周肇祥《琉璃厂杂记》记云：
抱存以一万金购宋极七十卷黄唐《礼记》、婺州本《周礼》、黄善夫刻苏诗《于湖集》、黄鹤注杜诗五种于旗下人景朴孙。
袁寒云还编过电影。《胡适的日记》一九二二年十月卅日记云：
晚与黄国聪去看开明剧院开演上海兴亚公司新出的《红粉骷髅》影片，此影是袁克文编的。情节绝无道理，幼稚的很。最可笑的是最后捉拿恶党徒，本在上海，忽变在苏州宝带桥，忽然上高山，忽然下水，忽然用戏上的武把子，忽然抬出真刀真枪大舞一场，我把他们自己的广告附一段于下：
《红粉骷髅》影戏为上海新亚公司所制，确为中国影片中之最好，最有价值之述作……
虽然胡先生说幼稚得很，但也可看出这位皇子的多才多艺，且已会用最……最……的语式来自吹自擂了。
袁寒云除受过袁克定的苦头之外，还受过他另一个兄弟的谤言，差一点发生大乱子。袁项城的三子叫袁克良，比克定、克文小不了几岁，但是这位“三皇子”却大不同于前两个，不但生性愚蠢，读书十分无用，而且有些神经病，平时乐喜呆笑，但有时用心十分险诈。袁项城姬妾众多，最怕家中发生丑事。克良向袁进谗言，说袁寒云与其某姬有暧昧事。袁大怒，经寒云老师方地山解救，得免于祸，后冤情亦白。袁寒云身后有《丙寅丁卯日记》影印发行，但当时印数极少，现在已十分难找，有似宋元善本了。
皇子数“爸爸”
据张伯驹先生《续洪宪纪事诗补注》：袁项城除夫人而外，有八妾，高丽人二，一为寒云母，一为四子克端母。妻妾多，子女亦多，诸子除克定、克文、克良而外，尚有克权、克端、克齐、克桓、克轸等多人，总数是多少，就不知道了。孙辈最著名者为美籍物理学家袁家骝氏。
对于袁项城，虽然在历史上毁多于誉。但对老百姓说来，却有一点极为重要，那就是银元，从本世纪十年代直到三十年代宋子文白银政策时为止，是国家法定银币，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开市，因纸币贬值，银元在黑市中，又是极重要的硬通货。老百姓对它之喜爱，那真是珍之宝之了。而银元中最多的就是民国三、四年直到民国八、九年铸的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老百姓爱称之为袁大头。有一个时期，在黑市上，“大头”的价格远远高过于其他银元，如清代的“龙洋”、“孙中山头像”等银元，老百姓称之为“小头”，差价最大时，一块“大头”可换两块“小头”。可见其影响多么实际，也可以想见民国初年，国家的财力还是很雄厚的。人们普遍用“大头”，对袁的头像，就十分熟悉了。
我很巧，有机会认识他一个小儿子，虽然没有什么交情，但在一起打过几次消磨时间的小牌，因而也算是点头之交了。近五十年前，我住在北京西城一个园林般的大院中，大院中小院很多，在我家小院门前，正对着另一家小院的院门，大家出门进门，常常见面，是很近的邻居，而且相处很好，有通家之谊，我母亲三天两头被邀请过去同他家老太太打小牌。主人姓俞，老辈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官，但没有攒下多少钱，自己连宅子也没有，据说是卖了，租人家房子住。老太爷已去世了，少爷只不过近三十岁，十分文雅，已在某机关作个小事。下班常带一位朋友回来，大高个子，很魁伟，妙在是头十分大，真可以说是肥头大耳。这人一来，我小妹妹就跑进来告诉我，说是袁世凯儿子来了，也是袁大头。我起先不十分相信，以为是开玩笑，后来经俞家少爷介绍，才知道他真是袁项城的儿子。我比他们小十多岁，偶然他们三缺一，不成局，硬拉我去凑数，因为我还是中学生，没有钱，虽然只是一元逛花园，但也输不起，便同意我赢了算，输了不算。因而我便只有赢，没有输了。但他们还是拉我，因为常常少了我他们玩不成。
在桌上，我常常无心玩牌，而注意研究他的头，其轮廓和肌肉真像银元上袁世凯的浮像。而且十分能吃，有时一桌吃饭，一大碗红烧肘子，几口就吃光了。我少年时，不大吃肥肉，看他狼吞虎咽地大嚼，感到十分有趣。据说袁世凯饭量也很大，大概在这点上也有些遗传。有人记载袁寒云体削瘦、貌清癯、弱不胜衣等等，大概是比较特殊的。而我所见另外一位袁家子孙，也很像袁世凯。四十多年前，《光明日报》刚创刊时，我正在天津，帮朋友办《光明日报》分销处，登报招推销员，一位青年来应征，自称是袁项城孙子，哪一房记不清了，说他有办法推销报纸，听完他自我介绍，便填了表，算录用了。第二天他就出去推销，不到一周，他就推销出上千家订户，他每推销一份报，可得订费的十分之一点五（报社发分销处是七折），收入很不错。这位青年当时和我岁数相仿，也是肥头大耳，其轮廓也很像“大头银元”上的浮像，虽说自食其力，总不免使人感到凄凉。杜甫诗“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愿为奴”，这是唐代的落魄王孙，而袁氏子孙作报纸推销员，却自报家门，这也可见古今毕竟不同了。据张伯驹《洪宪纪事诗补注》之二十五说：项城身后，子女每人分到现款二三万，股票二三万。有的很早就穷困了。但有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者，最富有，却品德最坏，对艰窘兄弟坐视不周恤。这位青年，大概是穷困者的后人了。
至于前面说的那位项城之子，据说是燕京大学毕业生。这位皇子上学时也是很阔气的。不住宿舍，在海淀立公馆，每天上学，两辆自用车，经学校特许，踩着脚铃，叮叮当当，拉到教室门口，一辆自己坐，一辆听差坐。他在教室上课，听差在门口等着，下课出来，先递手巾把脸擦，再点三炮台烟，再递小茶壶喝茶。他摆的就是这个“谱儿”。他数银元不说“一块两块”，而说“一个爸爸，两个爸爸……十个爸爸”，似乎他的“爸爸”是数不清的。这是燕京大学三十年代初的故事，于今知者是很少了。
熊凤凰
熊希龄氏字秉三，因为他是湖南湘西凤凰县（在清代建制为直隶厅）的人，所以人称“熊凤凰”。多少年前，誉之者称他为慈善家，毁之者称他为“慈善起家”，加了一个“起”字，意义便不大相同。
熊氏自光绪十八年点翰林之后，做了一阵子庶吉士，后来回到原籍湖南，和陈三立（陈宝箴子，名诗人，陈师曾、陈寅恪之父）、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筹办“南学会”时务学堂。戊戌时，本来和江标要补“四品京堂”，入都引见，不料让王先谦参了一本，戊戌政变后，以“庇护奸党、暗通消息”的罪名，受到革掉庶吉士，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到了庚子之后，赵尔巽为他奏请免了处分，以二等参赞官的身份，跟着载泽等人出洋考察，从此熊又走上仕宦的道路。民国二年，出来组阁，担任国务总理兼财政部长，袁世凯称帝，熊氏去职，住在天津。袁世凯死后，正赶上京南、冀中一带闹大水，灾情严重，熊氏以在野身份，出来督办水灾河工善后事宜，这是熊氏从事“慈善事业”的开始。
水灾之后，无家可归的儿童极多，熊氏广泛募集经费，筹备资金，在香山静宜园边上盖西式房子，建立“香山慈幼院”，收容这些无家可归的儿童。一九二○年，校舍全部盖好，请来教师、工作人员，有名的香山慈幼院正式在风景秀丽的静宜园边上成立了。《胡适的日记》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记云：
知行昨夜病了，今天不能与我们同去逛香山，我与经农同到香山。天小雨，不能游山。熊秉三先生邀我们住在他的双清别墅里。这一天没有游山，略看慈幼院的男校。这学校比去年九月间又进步了。新设的陶工里，现正在试验期中，居然能做白瓷器，虽然不能纯白，已很白了。试验下去，定更有进步了。熊先生爱说话，有许多故事可记的，我劝他作年谱，或自传。他也赞成。他说他对于光绪末年以至民国初年的政治内幕，知道最多最详。……
熊先生说，湖南新化邹氏藏有康熙、雍正朝的笔记，中多可考证史实。我劝他可搜求来，我们可以为他印行，也是史料的一种。
适之先生所记，颇可想象熊氏创办香山慈幼院初期的形象。
熊氏湖南湘西凤凰县人，人称“熊凤凰”。沈从文先生也是湘西凤凰人，一九二五年五月经林宰平、梁启超二位名家介绍，去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当办事员，当时“熊凤凰”正在院中，对这位凤凰小同乡，自然关怀备至，惜当年未与沈师谈及香山慈幼院旧事，想像前人，亦渺不可追矣。
熊晚年与毛彦文女士结婚，而毛又是吴宓追了多少年的单相思者。《吴宓日记》已出版，一九三六年日记中多处记到，如七月七日记云：
阴，是日为香山慈幼院回家节，及集团结婚之日，宓感触特深。……宓原决定于今年暑假居清华养静读书，不赴他地游访。乃熊、毛复以香山此会回平，报纸又如去年春之竟相登载。连日平津各报新闻插画，熊、毛俪影，屡见不一。宓深受刺激，因之心情又极烦苦，是夕宓遂作诗一首，题曰《七月七日晚作》云：
一抹西山映晚霞，芳邻咫尺又天涯。雪中私到窥池馆，月下谁同泼乳茶。七夕长生嗟后约，十年幽恨叹无家。清华水木宜消暑，畏逼楚氛去住差。
熊氏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廿五日在香港病逝的，吴宓与贺麟自长沙联合发唁电，在抗战流离中。其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香山慈幼院在北京一共存在了十六七年，北京沦陷之后，便无形中关闭了。抗战胜利后，又开过二三年，《一个女兵的自传》的作者谢冰莹曾在此工作过。
香山慈幼院办院之初，是收容水灾后无家可归的儿童，但因后来办得很有成绩，校址又在风景优美的香山，所以不少阔人，也把小孩送到香山慈幼院上学，因此香山慈幼院中，便有两种学生，一是孤儿，一是阔人的子弟。因为学生都是住校的，学习专心，所以学习成绩一般说是很好的。学校后来不但有自己的校舍，而且有自己的果园，小工厂，还发行院刊，熊氏一直是慈幼院的董事长，抗战前夕，曾著有《香山慈幼院历史汇编》二十二篇，是世界闻名的了。
蛤蟆祭天
天坛自明永乐十八年（一四二一）修建，直到宣统三年清王朝灭亡，前后各个皇帝，不知举行了多少次祭天祈年大典。辛亥之后，没有了皇帝，除“祭孔”而外，其他都取消了，祭天本来也成为历史上的名称了，不料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即是年“冬至”，袁世凯在搞“洪宪”帝制之前，先演了一出“蛤蟆祭天”的滑稽戏。
为什么说是“蛤蟆”呢？这原是由清代传下来，一种迷信的传说。据说西山上有“十戾”，在北京兴妖作怪，清初的多尔衮是个“熊”，到清末张之洞是个“猴”，已有“九戾”，最后“一戾”，就应在袁世凯是个“癞蛤蟆”上，实际这是人们借迷信传说来骂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因为他一心想当皇上。再有他人又肥胖腿又短，走路又是“八字脚”，穿一件绣了金团龙的绿蟒袍，走起来一喘一喘，就更是一个标准的“癞蛤蟆”形象了。
《日下旧闻考》载乾隆十三年弘历自作的《诣斋宫》诗有句云：“六龙夙驾迎春驭（次日立春），百辟同钦祈谷斋。丽日和风调玉律，彩旛花胜耀天街。”此诗参阅《天咫偶闻》记载在清代皇帝祭天时，前门大街一带，两旁商店，都悬灯结彩，游人来往不断。袁世凯自然比不上当年他主子的气派了。
袁世凯到天坛“祭天”，却用几千名北洋军来警戒，由中南海新华门到天坛，戒备禁严，连房顶上也布了岗哨，所过街道的居民铺户，届期不许亲友留宿，前门大街和天桥一带摆小摊的小商小贩，也全部赶跑，以保证这位“癞蛤蟆”的安全。
祭前三天，还用大总统名义下了一道“怪”命令：开头是什么“特牲之典，著仪于戴记”等话，而结尾是“本大总统代表国民”等语。其所用礼服比命令还“怪”：大总统头戴“爵弁”，即两头尖的皮帽子，上身穿十二个团龙花纹大礼服，下身穿绣有“海水江牙”的紫缎战裙，陪祀各官，特任官的九个团龙、简任官七个、荐任官五个，下面都是紫缎战裙。各位想想，这样的怪礼服，恐怕现在最大的电影公司中著名服装设计师也难以想象吧？（这张照片，去年在辛亥革命七十年纪念照片集中已发表了。大家有兴趣可找来一看。就知道那个怪样子了。）
当年已有汽车，袁世凯半夜三时乘装甲汽车到天坛南门外，换乘两匹大马拉着的金轮、四角垂着缨络的大马车，到昭亨门（内坛南面的门，天坛内坛四门，其他东曰“泰元”、西曰“广利”、北曰“成贞”，现均在），再坐竹椅显轿到圜丘坛下，由全身戎装、佩带“斋戒牌”的高级军官荫昌、陆锦二人扶着登坛，手捧“祝版”（如古代的“笏”），上面用朱笔写着“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十一字，焚燎祭天，八时五十分礼成。这就是“蛤蟆祭天”的故事。真是可以同“沐猴而冠”比美的了。
这次典礼，是其大礼官黄某主持设计的。大约三十年前，这位老先生还健在，其家和我是隔开几个院子的邻居，常常在胡同中遇到他，可惜没有机会向他请教，不然，倒可以了解不少当时的掌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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