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
这个题目是讲座的主持人给我出的，是命题作文。“人文精神”这个词，大家都挂在嘴上，但对它的含义却比较模糊，我也一样。为了今天的讲座，我稍微认真地想了想，有了一个思路，提出来和大家讨论。
在西文中，“人文精神”一词应该是humanism，通常译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狭义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思想为：一，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二，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三，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用天国生活否定尘世生活。广义则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
和“人文精神”有关的另一个词是humanities，或humane studies，通常译作人文科学。在西方，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一般把学科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部分。其中，人文科学是研究人或人性的学科，可以笼统地称作人学或人性学。在德国，人文科学叫die geistige Wissenschaft，即精神科学。究竟哪些学科属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各国的划分有出入，但大致都包括文学、语言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法学等。一般来说，在人文科学中，价值观点占据更重要的位置，而其他科学则更注重事实（现象）和逻辑。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人文价值观点也常常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用于其他学科。
根据以上分析，我把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确定为三个层次：一，人性，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二，理性，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学精神；三，超越性，对生活意义的追求，是广义的宗教精神。简单地说，就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尊重精神价值）。
一、人性：尊重人的价值
人文精神的起点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确认人是宇宙间的最高价值。这一方面是相对于物而言的，人永远比物宝贵；另一方面是相对于神而言的，不能以神的名义压制人。
从这一点出发，人文精神肯定人的尘世幸福，认为人生的价值应在现世实现，人有权追求尘世的幸福，不能把幸福推延到天国或不可见的未来。其中也包括肯定感官的快乐，反对禁欲主义。
但是，和人的生物性欲求相比，人文精神更看重人的精神性品格，认为后者是人的尊严之所在。也就是说，对于人来说，尊严高于幸福。关于这一点，康德的解说最有代表性。他认为，人一方面属于现象界，具有感性，受制于自然法则，追求快乐（幸福），另一方面属于本体界，具有理性，能够为自己建立道德法则，“人的尊严就在于这个能够作普遍律的立法者的资格”，它证明人是自由的。正是在人的尊严之意义上，他进一步提出：人是目的，永远不可把人用作手段。
我对康德这个观点的理解是：所谓人是目的，就是要把人当作精神性存在加以尊重。这分对己和对人两个方面。一方面，每个人要把自己当作精神性存在、当作独立人格加以尊重，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丧失做人的尊严和人格。现在有些人为了物质利益而丧失人格，他们实际上就是不把自己当作目的而是当作手段了，是把自己当作了谋取物质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每个人也要把他人当作精神性存在、当作有独立人格的个人加以尊重，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侮辱他人的人格，贬损他人作为人的尊严。我认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一向缺少人的尊严这个极其重要的观念。比如说，现在人们普遍痛感诚信的缺乏，都在呼吁诚信。仔细分析一下，为什么会缺乏诚信呢？其实根源就在缺乏人的尊严之意识。一个人之能够诚实守信，基础是自尊，他仿佛如此说：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愿意对它负责。一个人之能够信任他人，基础是尊重他人，他仿佛如此说：我要知道你的真实想法，并相信你会对它负责。可见诚信是以双方共有的人的尊严之意识为基础的。没有这样的意识，就会互相之间把自己也把对方看作工具，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哪有诚信可言。
尊重人的价值不能流于空泛，必须落实到尊重每一个个人。因此，个人主义也是西方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传统。我们常把个人主义当作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同义词，理解未免太偏太窄。西方思想家也会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individualism一词，在肯定的意义上，这个词是指对个性、个人独特性的推崇。作为一种伦理思想，个人主义强调：每个人的生命（和灵魂）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本身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必须予以尊重。每个人都有责任也有权利充分实现自己的个性和人生价值。同样，每个人对他人也应该如此看待。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个人主义认为，个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应该有助于一切个人的自由发展。
在个人主义伦理思想和自然法传统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传统。其实，自然法传统也与个人主义密切相关，其基本主张是：个人拥有天赋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政府和社会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可归结为两点。第一，个人自由原则。在涉及自己的行为上，个人拥有完全的自由，不受他人（和政府）的强制。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每个人对他人的关系，任何人不得对他人实施强制。在为这个原则辩护时，一般举出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个性本身即是价值。如同约翰?穆勒所说：“一个人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则指出：人性有着无限的多样性，个人的能力及潜力的先天差异性使每一个人都“具有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人的素质”，是自由理想和个人价值理想的生物学依据。另一方面，个人自由有益于社会，包括在物质上，如同亚当?斯密所说，个人之间的自由竞争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那样，能够形成最合理的经济秩序。也包括在精神上（思想，言论，信仰），个人自由能够最有效地促进思想发展和文化繁荣。
第二，法治原则。为防阻强制的发生，保障个人自由，需要法律和政府。但是，政府一旦存在，就有了政府侵犯个人自由的可能性。因此，法治原则主要是针对政府的，旨在保证政府依据法律治理。其要点为：一，法律的目的仅在于保护个人自由，防阻强制的发生，有悖于此的虽由立法机关颁布亦为非法。二，法律是普遍性规则，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法律至上，政府必须受法律支配，而这意味着政府除了防阻强制之外，不得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四，立宪政治，关键是立法权与行政权真正分离，以保证法律的制定不受行政干预和监督政府对法律的遵守。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思想中的若干重要传统，包括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都是从尊重人的价值的立场出发，围绕着保证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之实现这个目的而形成的,彼此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二、理性：头脑的认真
人文精神之尊重人的价值，不只是把人当作一种生命存在，更是把人当作一种精神存在。关心精神生活，尊重精神价值，是人文精神更深刻的方面。从人文精神的立场看，人的肉体生存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物质生活有其不应贬低的价值，在此前提下，精神生活又具有独立于物质生活、甚至比物质生活更高的价值，不可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精神生活是人的高级天性的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之所在，人真正高于动物之处。动物有肉体生活，有某种程度的社会生活，但肯定没有精神生活。精神禀赋是人的最可贵禀赋，它的自由发展本身即有价值而且是最高的价值。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也在此，而不在物质上的贫富，社会方面的境遇，是内在的精神素质把人分出了伟大和渺小，优秀和平庸。对于一切精神伟人来说，精神的独立价值和神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是无法证明也不需证明的公理。
精神生活可相对区分为智力生活和心灵生活，前者面向世界，探寻世界的奥秘，体现了人的理性，后者面向人生，探寻人生的意义，体现了人的超越性。
大多数哲学家认为，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为了解说方便，我把理性（智力生活）归纳为以下三个要素：
第一，好奇心。好奇心是智力生活的开端和最基本要素。爱因斯坦称之为“神圣的好奇心”。为什么好奇心是“神圣”的呢？也许是因为，好奇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特征，动物只注意与生存有关的事情，人超出生存而对世界万物感兴趣；它甚至使人接近于神，受好奇心驱使，人仿佛想知道创世的秘密，在自己的头脑中把世界重新创造一遍。无论在人类，还是在个人，好奇心都是理性能力觉醒的征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开始于惊疑。其实，科学也是这样，好奇心是科学探索的原动力。惊奇是一种伟大的能力，表明一个人意识到了未知原因的存在，并且渴望把它找出来。爱因斯坦谈到，他五岁时看见指南针在未被接触的情形下转动，便感到异常惊奇，意识到在事物中藏着某种秘密。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很可能是他日后走上科学研究之路的最初动因。然而，“神圣的好奇心”有许多敌人，主要敌人有二。一是习惯，所谓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孩子往往都有强烈的好奇心，一般规律是随着年龄增长，好奇心递减。在一定意义上，科学家是那种不受这个规律支配、始终保持着好奇心的人。二是功利心，凡事都问有没有用，没有用就不再感兴趣。如果说好奇心是神圣的，那么，功利心恰恰是最世俗的，它是好奇心的死敌，在它的支配下，科学探索的原动力必定枯竭，眼光必定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当今教育的最大弊病是受功利原则支配，其中也包括家庭教育，急功近利的心态极其普遍，以马上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为教育和受教育的唯一目标。所以，我把现在的教育看作好奇心的最大敌人。爱因斯坦早已发出惊叹：现代教育没有把好奇心完全扼杀掉，这简直是一个是奇迹。现在的所谓素质教育往往也只是着眼于增加课外知识，扩大灌输范围，仍以有用和功利为目标，而不是鼓励和保护好奇心。依我看，要真正改变应试教育，就必须废除高考，把竞争和淘汰推迟到大学阶段，在大学里也着重考查独立研究的能力而非书本知识。
第二，头脑的认真。好奇心是对未知之物的强烈兴趣，它理应引向把未知变成已知的认真的求知过程。有的人似乎有广泛的好奇心，但事事不求甚解，浅尝辄止，只能说明他的好奇心仍不够强烈，因而缺乏推动的力量。真正强烈的好奇心必然会推动人去探根究底。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对自己感兴趣的所有问题都作系统的探究。因此，好奇心可以广泛，智力兴趣必须定向。许多大科学家、大思想家都在青年时期形成了自己的问题领域和研究方向，那可能是引起他们最大好奇心的问题，或他们发现的以往知识体系中最可疑的环节。头脑的认真归根到底是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认真，一种认识是否真理，一定要追问其根据。所谓根据，一是判断是否符合经验事实，二是推理是否合乎逻辑，人的理性能力就体现在运用逻辑对经验材料进行整理。但是，人的理性能力本身是否可靠呢？如果它不可靠，它所确认的根据就成了问题。在西方哲学中，这种担忧一直存在，促使人们由追问知识的根据进而追问人类知识形成方式的根据，对知识形成的各个环节作仔细审查。因此，知识论成为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近代以来更成了主题。其中贯穿着一种努力，便是想把人类知识建立在完全可靠基础上，否则就放心不下。相比之下，中国哲学一向不重视知识论，知识论是最薄弱的环节。相对而言，宋明算是最重视的，但也偏于知行关系问题，所讨论的知识主要指道德认识，即所谓“德行之知”。在中国哲学史上，从总体上怀疑知识之可靠性的只有庄子（“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但基本上没有后继者。苏格拉底所主张的“知识即德行”是西方哲学家的普遍信念，中国哲学家正相反，信奉的是“德行即知识”。由于把知识本身看作目的性价值，因此，西方多具有纯粹的思想兴趣、学术兴趣、科学研究兴趣的人，在从事研究时只以真知为目的而不问效用。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最容易产生大思想家、大学者、大科学家。中国则缺少这样的氛围，所以不容易出大师。
第三，从思想上把握完整的世界图画的渴望。好奇心和头脑的认真面对整个世界，就会追问整个世界存在的根据，因而必然把人引向哲学的沉思或宗教的体悟。爱因斯坦把这种渴望称作宇宙宗教感情，并认为它是科学研究的最高动机。到了这一步，头脑与灵魂便相通了，科学与哲学、艺术、宗教便相通了。事实上，大科学家都不满足于纯粹经验研究，他们都是怀着揭示宇宙最高秘密的心愿度过实验室里的日日夜夜的。
以上所述可统称为广义的科学精神，其实质是对非功利性的纯粹智力生活的热爱。这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