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百年？
文章的题目，是从两本英文书借来的：一是《中国与教会大学，1850—1950》（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1850—1950），一是《中国大学，1895—1995 ：一个世纪的文化冲突》（China’s Universities，1895—1995 ：A Centuryof Cultural Conflict）。二者都以“百年”为叙事框架，而且都有相当充分的论证。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登州文会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方才开始进行高等教育，杰西·格·卢茨的从1850 年说起，只能理解为“寻根溯源”。考虑到中国大陆的教会大学，五十年代以后一概消亡，用“百年史”来涵盖，倒也未尝不可。谈论“中国大学”，可就没有那么确凿无疑了。加上一个问号，就因为Ruth Hayhoe的思路，与中国的教育史家大相径庭。在找到准确的答案之前，只好依古训，“多闻阙疑”。
到底是“中国大学百年”，还是“中国大学四千年”，不只牵涉史家的叙述框架，更与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象息息相关，故需要认真辨析。为大学“正名”，并非本文的主要目的；借助晚清以降教育革新历程的梳理，讨论大学的功用，展现其可能出现的前景，方才是本文的宗旨所在。
不过，话还是得从头说起。
一、两种大学史
将教育史的写作，作为一种叙事来理解，Hayhoe 的著作，以“讲述故事的概念与框架”开篇，接下来的章节，依次是“国民政府的故事，1911—1949”、“社会主义的故事，1949—1978”、“改革时代的故事，1978—1990”、“从中南区透视”、“从西北区透视”、“成人高教与中国的大学”。并非教育史家的我，最为关注的，自然是其叙事框架。在第一章中，作者讨论了以下四个问题：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中国的学术体制与价值；东方传统和范型；欧洲大学的凯旋。在这个叙事框架中，“中国大学”属于西学东渐的产物，当然只有“百年史”。
可是，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叙事，那便是：中国大学的历史，不是“百年”，而是“四千年”。以我阅读过的著作为例，伍振鷟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高奇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以及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都是论述四千年的中国大学教育[2]。教育史家毛礼锐为熊著作序，强调“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高等教育居于世界教育史上的领先地位”，并批评以往将创立于十一世纪末、有1 万2千学生的意大利的波伦亚（Bologna）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学。在毛氏看来，中国的大学，或从殷周算起，或从战国算起，退一万步，“如果从汉武帝设立太学算起，那么我国在公元前124 年便无可置疑地有了较为正式的大学”。上述四部著作，胆子大的，开门见山，第一章便是“夏、商、西周时期的大学教育”（曲著）；谨慎一些的，书名叫“高等教育”，但也忍不住断言，“我国的大学教育起源于商代是毫无疑义的”（熊著）。理由是，《礼记·王制》有言：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类似的零星材料，还能找到一些，但不会太多。因而，复原西周的大学教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三代之学”作为历代文人学者的共同记忆，确实影响了整部中国教育史的建构。除非否认晚清以前存在着“高等教育”，否则，无法不从西周说起。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确实有三四千年高等教育的历史。
可是，这么一来，很容易导致“大学”概念的瓦解——任何一个文明，必然有属于自己的教育事业；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事业，都有高等、低等之分，所谓“大学”的起源，岂不成了“伪问题”？
问题可能出在翻译上，当中国人以汉语的“大学”，对应英文的“University”时，必须警惕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样是高等教育，办学宗旨、教学体制、组织结构，乃至发展方向，均与其历史渊源紧密相关。西方人谈“University”，一般从中世纪说起；至于古希腊，只是作为思想渊源来追溯。同样道理，谈论中国的University，似乎也不好意思追溯到西周。
突发奇想，上述四种教育史著，都没有英文书目；假如需要，怎么翻译？ The History of China’s University，肯定不合适，恐怕只能勉强译成The History of China’s Taixueand University。也就是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分成三千年的“大学”和一百年的“University”，二者并非同根所生，很难直接过渡。教育史家囿于“大学”的名义，将其合二为一，便出现了许多问题。
还是辞书学界严谨，两种不同渊源的大学，分得一清二楚。“大学”一词，在《辞源》中是“古代贵族子弟读书的处所。即太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则是“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的一种，在我国一般指综合大学”。前者念tai xue，后者念da xue，即便是读音，也都泾渭分明。《汉语大词典》兼及二者，既讲实施现代高等教育的da xue，也讲包括周之辟雍、汉以后的太学以及晋以后的国子学的tai xue。依此类推，tai xue 史只能讲到晚清；da xue 史则只有百年。硬要谈论从古到今的“中国大学”，恐怕很难得其要领。
这本来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之所以长期不被学界正视，就因为涉及所谓的“民族自尊”：一个文化古国，只有百年的“大学史”，实在说不过去。与此相类似的，是具体大学的溯源。冯友兰先生称，“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理由是：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文史资料选辑》第83 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年。)尽管有种种遗憾，北大校史始终以戊戌维新为起点。倒是前几年湖南大学力争从岳麓书院（976）说起，这一“悲壮的努力”，最终被国家教委否决。否则，中国将出现一大批远比巴黎（1170）、剑桥（1209）、哈佛（1636）、耶鲁（1701）古老得多的“大学”。
其实，这种建构“悠久历史”的冲动，从1920 年代便已开始。先是柳诒徵撰写《南朝太学考》、《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称“金陵之有国学，自孙吴始，晋、宋、齐、梁、陈，迭有兴废”；“明之南京国子监，实为上下千年唯一之国立大学”。柳氏基本上严守史家立场，承认：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遂无寸瓦尺椽之遗迹，可以供今人之印证，仅能从史志之文，想像盛时之状况矣。之所以着力钩沉史料，就因为古之太学，“虽所业与今殊科，其劝学之方，析理之式，固皆足为诵法，恶可任其湮郁史册而不章哉”。到了张其昀，可就不一样了，目的很明确：为中央大学建构优良传统。其所撰《源远流长之南京国学》（1935），称中央大学及其前身东南大学、两江师范，都在南京城北钦天山前，此地乃五百年前明代大学之遗址。于是，穿越时空，扶摇直上：
追溯其源，则刘宋之四学，萧梁之五馆，均在钦天山麓，薪火之传几至千五百年。中国各大学论其历史关系之深，精神遗产之厚，举无有能及中央大学者也。
如此勇敢的溯源，“中国各大学”确实难以匹敌。但此风不可长，否则，中国教育史将是一笔糊涂账。以中国历史之悠久、文物之丰富，地域文化之多姿多彩，随便一考，哪一所大学都能长出千八百岁。校史的无限扩张，之所以不值得提倡，除了有违实事求是原则，更因其遮蔽了“大学”与“University ”（或曰tai xue 与da xue）的巨大差异。而这，对于现代中国大学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
承认中国的高等教育历史悠久，资源丰厚，但本世纪实行的大学制度，却是道地的舶来品。1918 年，校长蔡元培为《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作序，对此有明确的表述：
吾国自虞夏时已有大学之制，见陈教授汉章所作《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然往昔太学国学，其性质范围，均与北京大学不可同年而语。然则往昔之太学国学，直当以高曾祖祢视之。而北京大学本体，则不得不认为二十岁之青年也。
二十三年后，清华校长梅贻琦撰《大学一解》，以儒家“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来解说今日之大学精神，同样凸显古今中西之别：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或者区分“本体”与“高曾祖祢”，或者辨别“制度”与“精神”，都是强烈地意识到，在中国，古今之大学，不能说毫无关系，可也很难同日而语。
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承继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而是实践起来举步维艰；此中甘苦，单看“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之曲折，便可大致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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