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妮（1885-1952）医学博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生于德国布兰肯内兹。精神分析学说中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1912年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精神病医院担任医师，1920年私人开业，并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1932年移民美国。是社会心理学较早的倡导者之一，也是精神分析学说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她相信用社会心理学说明人格的发展比弗洛伊德的概念更适当。

卡伦•霍妮代表作:《我们内心的冲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神经症与人的成长》等。

神经症的文化意义与心理内涵

现如今，我们对于“神经症”这个词的使用已经频繁且随意了，可对于“神经症”的实际含义，我们却并不清楚。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用这个词来表达对某些行为的持反对意见，显得自己博学多才。换句话说，从前我们对某人表示不满，会说他这个人懒惰、敏感、贪心或疑心重重等，而现在似乎都倾向于直接说他有“神经症”。可事实上，说出这个词的人自己都未必明白“神经症”的含义，只不过刚好有个特定对象可以用一用而已。久而久之，我们无意识地对这个词形成一些衡量标准，并且用这些标准来选择使用对象。

首先，神经症患者处事的态度和行为与绝大多数人都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如果有一位女生心甘情愿待在底层，不像周遭人一样拼搏、求上进，甚至拒绝加薪，还时常违背自己的上司，这样的人在我们看来就像是有神经症。一位艺术家，一星期的收入只有30元，却仍

旧不断地混在女性堆中，或是在无聊嗜好中乐不思蜀，肯多花一点时间认真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这种人在我们平常人的眼里，也就等于是患有神经症的人。可以看出，人们判断神经症的唯一标准，是基于大多数人所采用相同的生活方式:全力以赴地去征服这个世界，

做得要比他人好，以此来得到更多的金钱。

上面的事例不外乎都是在说明一件事:我们判断某人是否有神经症，是以他平日里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社会中大部分人的行为习惯、行为模式为标准的。倘若上述例子中，那个喜欢与世无争的女生，所处的社会是信奉普韦布洛印第安文化的，那么她就不会被视为有神经

症;同样的道理，如果把喜欢用微薄的工资享受生活的艺术家，放在意大利南部的小村庄或是墨西哥，那么，那些我们眼中怪异的举动就再正常不过了。生活在印第安文化或墨西哥等地的人们几乎都认定，一个人不应去追逐多余的金钱，更不必为了工作拼命、努力。因为他

们的价值观是，人只要追求一些生活必需的物质就好。

倘若将时间再倒退到古希腊，我们会发现在其文化中，那些超出个人利益的追求和努力，都受到了人们的鄙视。其实神经症这个词来源于医学术语，但它的使用和这个词本身的文化含义密不可分。在医学上，就算我们对病人的文化背景知之甚少，依然可以对他的腿部骨折

或其他疾病做出相应的专业诊断，然而在面对一个声称自己有某种幻觉或幻想的印第安人时，却无法轻易断定他是否患有神经症。印第安人有自己的特殊文化，他们认为能看到幻象和有某种幻觉，是天赋异禀，是神灵赐予的福祉，并对此深信不疑。在当地，人们会赋予这类

天赋异禀之人某些特权和威望。社会文化背景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比如我们就会认为，那些说自己可以和已故祖父长谈的人有神经症;然而，在部分印第安部落中，同自己祖先进行交流的行为是得到公认的，并已成为一种行为模式。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己已逝家人的名

讳被人提起而动怒，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人们定会觉得他有神经症;但是在那些深受基卡里拉·阿巴切文化影响的人们眼里，这是完全正常的行为。原始部落的人们历来都对女性的月事感到恐惧，而在我们的文化认知中，如果一个男人因此而内心惶恐，那他一定有神经症。

其实，到底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一直以来都有各不相同的判断标准。随着时代的变迁，即便是在同一种文化中，判断标准也会有所改变。在当下，一个

思想成熟且行为独立的女性，若因有过性行为就认定自己十分堕落，觉得自己配不上高贵之人的爱意，我们也会说她有神经症。可同样的事例，放在40年前的话，人们会认为女性内心的此类犯罪感尤为平常。不仅是时间的问题，判断标准还会因社会阶级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譬如封建阶级认为，男人只需在狩猎和征战沙场时施展能力，而平日里再怎么懒散都无所谓;而小资产阶级则认为，这种态度实在不正常。西方人认为，男人和女性气质各异。如果一个快40岁的女性整天担心衰老，这是正常的;相反，一个40岁的男人要是如此，便会被人认为有神经症。因而，判断一个人正常与否，和性别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曾受过教育，多多少少都能明白，所谓正常，其本身就有不同的意义并且会随判断标准不同而有所变化。我们的饮食习惯和中国人不同:我们对于清洁的观念和爱斯基摩人相异;那些土著巫医的治疗方式，同当代医疗方式全然不同，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然而，很少有人能明白的是，不仅风俗习惯会有差异，人类的欲望和情感，也都有着种种不同。人类学家萨皮尔就曾间接指明这一点。他说，现代人类学的贡献之一，就是通过不断地探索，去重新发现“常人”的含义。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文化模式》一书中提到:每种文化都有理由坚信，只有自己关于情感和欲望的表现，才是“人性”的常态。心理学也是如此。弗洛伊德就曾有这样一个结论，相较男人而言，女性更善于嫉妒。他试图从生物学中找寻证据，去证明自己之前观察所得

的结论。人人都体会过一种和谋杀相关的犯罪感，这似乎也是弗洛伊德的假定之一。但毋庸置疑的是，对杀人的态度和看法，是因人而异的。恰如彼得·弗洛伊琴所说，爱斯基摩人不认为杀人者一定要受到什么惩戒。当一个家庭中的一员被他人杀害时，人们可以用某种方式进行替换，以此得到抵偿。很多原始部落就是这么做的。在一些文化中，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儿子被人杀死，母亲悲痛欲绝，但却收养了凶手作为儿子的“替代品”聊以安慰。

当我们把人类学上的观察所得，更多地、更深入地利用起来时，就不得不承认，在人性的一些概念上，我们还不够成熟。比如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兄弟间的不和、夫妻间的和睦,这些都无法被证明是人性之中所固有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会给予其成员特定的行为和情感标准，这就形成了我们判断正常与否的标准。这些标准会因文化演变、时代变迁、阶级层次以及性别等差异而有所不同。

这些现象，对心理学而言意义重大，它致使我们对心理学的万能性产生了怀疑。我们无法认定两种文化有着相同的动机，即便通过观察发现，两者有着相似之处。新兴的心理学理论依然无法揭示出人性中原本存在的普遍倾向。一切结果都指向一件事，即没有万能的并适用于所有人的常规心理学，某些社会学家早已反复强调过这一点。

作者序言

第/章神经症的文化意义与心理内涵

第二章时代与人格

第三章焦虑与恐惧

第四章焦虑与敌意

第五章神经症结构

第六章对爱的病态渴望

第七章对爱的病态渴望(续

第八章对爱的病态渴望与敌意

第章对爱的病态渴望与性欲

第章追逐名利的背后

第十一章对竞争的病态追求

第十二章竞争中的逃兵

第十三章病态的犯罪感

第十四章病态的自苦

第十五章神经症的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