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之家
公元1927年2月5日，在云南省西部保山县第六区关南乡大柳水刘家山头的山民杨发龙家里诞生了一个婴儿。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初四，刚过年就添了新丁，本来是双喜临门，理应庆贺，但杨家却高兴不起来。
大柳水地处深山，村民都是依附附近姚关坝里地主家才能过活的佃户，基本没有田产，生活十分贫苦。这里四周都是山峰，一个小村子孤独地深藏在山谷中，只有一条细细的小路把它和附近数十里山区唯一的集镇姚关街连在一起，出山换取生活物资的农民和进山收账的地主，走的是同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间小径。
生活在大柳水周围的山民们，都是近一两百年来从外地逃亡而来躲避穷困的农民后裔，几乎都是文盲。对于自身“到底是从何处而来”的历史，每一辈后人只是从故去的老人那里得到一点越来越淡的记忆残片，自然也说不清自己家族更为遥远的过去。但对于土地的渴望，则是每一辈人永远都在孜孜以求的梦。不过，就当时来讲，“穷人走千里行万里，总走不出有钱人家的地皮。”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土地都是攥在几家人手中的“后花园”，穷困潦倒的农民永远只能是一辈又一辈、层出不穷地在这些“后花园”里辛苦劳作的廉价奴隶，最后的劳动收获手中已经所剩无几。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在那个一切“全靠老天”的年代，即使是地主家的生活也未必多么富足，大柳水村佃户们心目中的地主老爷形象，也不过就是住得起瓦房，吃得起白米饭，饭桌上时常有几片火腿肉而已。贫穷是当地山区的普遍状态，地主家也没有多少余粮，因而对佃户的盘剥就更加“精细”。比如说：“你一个人在我土地上干活，能够给你吃饱喝足，就算对得起你了，至于你的家人，我没有给他们吃饱喝足的义务！”所以，穷困是缠绕在穷人身上的一个永远甩不开的噩梦。
寻求一个自食其力的空间、期盼找到一个能吃饱喝足的碗，是人类的本能和天性。当时，农民对生活的绝望，最具体地表现在不断逃亡上。但是大柳水山民们的先祖逃来逃去，逃了不知多少代人，逃到如此边远的大山中，却还是逃不出土地所有者的手掌。人们早已麻木，习惯于逆来顺受，甚至于追求起飘缈虚无的东西来。
大柳水的农民杨发龙家就是这样，世世代代都是“居无家，种无地”的贫苦农民。当几十年前杨家从更加边远的大寨搬到大柳水的时候，杨发龙的爷爷是抱着多么热切的向往，向往着能够拥有自己的土地，最好再有一头牛，不要再漂泊，不要再挨饿，不要再看人脸色……孰料等待杨家接下来几代人的，仍然是一如贫困和饥饿的梦魇。离开了那被称为“蒲蛮大寨”的老家，隐瞒了自己祖辈相承的布朗族身份，为的就是不要遭人白眼，能够在这冷漠的世间求得一席安生之所，求得一份望眼欲穿的温饱。但是无论怎么努力，仿佛都是命运手里的玩偶，总跳不出穷人苦难的轮回。“听天由命”，成了当时穷人自我安慰的宿命。最终，杨家充当了地主管理山林的“押山户”，租种着刘家的8亩山地。
在杨家的记忆里，刘家在当地地主中算是比较“温和”的，一般说来也不算狠毒，但是财主毕竟是财主，他有自己的打算：他让杨家看守自己的祖坟山，让杨家租种的地纯属是给你一个“活下去”的场地。至于土地上能不能长出庄稼来，这就不是地主要考虑的了。所以，杨家只能在这块到处是大石头的土地上，东一块西一块地挑捡着种，这里一株那里一缕勉强种出些杂粮来。最终杨家不但吃不饱，连刘家那份在当时来说尚算不上过分苛刻的租子也交不上。在普通农民的眼里，遇上一个“温和”的地主已实属不易，至于为什么贫穷，也实在难以找到真正的原因。
杨发龙儿子出世的时候，家里正在为过年时能有什么吃的而发愁。在这样的时代里来到人世，来到最贫穷的人家，这个孩子的一生注定要遭受多重苦难的折磨。杨发龙勤劳厚道，与人为善，其妻席有娣心地善良，品德贤惠，他们给这个儿子起名叫做杨善洲，希望儿子长大以后无论日子怎样艰难，都要以“善”为人，不要在无边苦海中迷失了方向。
这个在苦难里出生，在苦难里成长的孩子，数十年后竟会成为一位声望遍及全国、足以影响若干代人的时代楷模，这是杨发龙和席有娣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无边的苦难，无边的灾荒，总是伴随着穷人家。后来杨善洲向同事说起过他的童年，他说，记忆中就只有贫穷、饥饿，以及父亲的体弱多病与母亲的过度劳累。杨发龙和席有娣曾经有过6个子女，然而由于家庭的极度贫困，孩子们全都严重缺乏营养，一个个面黄肌瘦，体弱多病，杨善洲长到五六岁时即已经有两个妹妹不幸夭折，其中一个刚出世几天就死去，另一个会走路时死于意外。杨善洲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他要是也死了，杨发龙夫妇肯定会早早垮掉。
当地有个习俗，为了防止体弱多病的孩子夭折，可以在附近认一个干爹或干妈，起一个听起来比较卑下的名字，等长大后再正式把名字改回来。这样或许会转移阎王爷的注意，不再派小鬼来索命，能够使孩子躲过厄难。杨善洲长到稍稍懂事的时候，杨发龙和席有娣经过慎重挑选，在附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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