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金英，女，1981年生，历史学博士，广东湛江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历史人类学学刊》编辑部主任。主要从事明清时期岭南沿海社会、经济与文化，以及中国南部海陆边疆历史研究。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中国经济史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于逢春，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边疆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边疆学、地缘政治学与边疆史地。系“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理论”构建者、是国内较早运用民族主义理论探讨近代中国如何在一个多民族帝国中构筑民族国家的研究者之一。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等国家·级项目7项。代表性论著有《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研究》《国民统合之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内蒙古东部蒙旗教育》等。

　　《明代岭西的动乱与地域格局》以隆庆年间电白县被倭寇攻陷事件和万历初年大征罗旁之役为中心，考察隆庆、万历以后，广东岭西地区地域格局的演变。通过对这两个历史事件相关史料的解读，厘清这一时期岭西地区地域格局与包含明代督抚制度、兵制的变动等在内的明代防务设置变化，以及来往于这一地区的普通百姓、山贼、海盗、倭寇、瑶、浪、官、兵等各类人群，在此过程中所呈现的不同面貌和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并通过平定动乱后的一系列善后工作，揭示卫所制度的崩溃以及明代维护地方治安的主要军事力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罗旁大征及之后的治理，使原本动乱不断的格局发生改变，折射明王朝对岭西地区控制加强。

　　绪论

　　一、本书缘起及意义

　　本书以隆庆五年（1571）十二月发生的电白县被倭寇攻陷事件和万历四年（1576）大征罗旁之役为中心，考察隆庆、万历以后，岭西地区的地域格局的演变过程。通过解读这两个历史事件相关的史料，厘清这一时期岭西地区的地域格局，明代的防务设置所发生的变化（包含明代督抚制度、兵制的变动），以及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各类人群面对动乱的应对机制，并通过平定动乱后的一系列善后工作折射出王朝对岭西地区的控制在逐步加强。

　　在明代大一统时期，辽阔的疆域不可避免地导致各项制度在各地的执行带来一些不同的变化，各个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面貌和经济社会发展往往有相当大的差异，如果单纯进行全国性的整体史或通史研究，常常流于空泛，难以准确把握中国历史，因此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成为透视中国历史演变的总体趋势的有效手段。而以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分析工具，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正如赵世瑜所说：

　　以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分析性话语，使得各种选题分散的基层社会研究具有了相对统一的理论指向和更为深刻的问题意识及更加广阔、宏观的研究视野，关注基层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既是重新和深入认识传统中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而且是过去被忽略的一个突破口，又是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走向整体史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近些年，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兴盛，我们往往过度地强调地方社会的自治，地方研究的题目也越加细致，过犹不及的结果可能导致忽视国家的作用，本人试图通过国家派驻地方的官员视角，观察隆庆、万历时期的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在本文着眼的地域中，国家对于地方社会的关注的重点在于边疆的安全问题。人们所熟知的“万历三大征”，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北和西南。传统的正史也将这三大征描述得绘声绘色。作为当时边疆不稳定的因素，东南仅仅以“倭乱”一言以蔽之。但通过李材留下的历史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对于边疆的政策绝非平定倭乱如此之简单。晚清的魏源曾经提过，“夫倭之所长在陆，击之外海，在攻其所短。英夷所长在海，待诸内河、待诸陆岸，乃失其所长，乃明人御倭者不知御之于外”。在清人看来，明代的剿倭活动应该将战场放在海上，而不应在陆上。但从李材到电白剿倭过程中留下的详细资料中，可以看出，岭西边疆问题的重点不在于平定倭乱，而在于如何通过军事手段重建当地的军政格局，以稳定边疆的局势。

　　本书所选取的区域是明代隆庆、万历时期广东的岭西地区。所谓“岭西地区”，在当时的行政区划里，指的是肇庆府和高州府，包括大征罗旁之役后于万历五年（1577）建立的罗定直隶州。该地区与珠三角地区或者是岭东地区相比，由于文献相对缺乏，以及“大事件”引起的震动余波较小，给传统的历史研究带来不少障碍。本书试图通过研究时任岭西兵巡道佥事的李材留下的文献《兵政纪略》中所记载的发生在电白和罗旁的军事战争，即事件史的研究，分析这片区域在重大历史事件前后发生的一些变化。《兵政纪略》记载的是李材在广东、云南等地任官时与兵政有关的事，收集了他在任职期间的呈详、禀帖、简书、手本、关、牌等公私文书。对于岭西这样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区来说，这样集中而详尽的文献是非常难得的，也是本书最主要的的史料之一。

　　明代的岭西是一片山海交错的地区，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普通百姓，常年遭受来自山、海两方的瑶、浪、山贼、海寇等各种名目出现的贼寇侵袭。而本书的中心事件之一——隆庆末年倭寇攻破的电白县城，位于广东省的西南部，地处南海之滨，背山面海。嘉靖末年，倭寇在江、浙沿海遭受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重兵打击之后，其活动范围逐渐向南移动，漳、潮一带备受骚扰，经过漳、潮沿海的官民抵抗以后，倭寇的活动范围继续向南移，互有攻守。隆庆末年，倭寇进犯岭西沿海，“自广海以至阳、电一带村落尽遭荼毒，神电、锦囊相继被陷，化州、石城几亦不免，远近骇动”。于是，朝廷调集兵力对倭寇进行了追剿，历经四个多月，形式上完成清剿任务，并作出一系列的调整。这一事件成为了解明代岭西倭患与地方社会变迁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自明初起瑶乱频仍、剿抚不定的罗旁地区的平定成为这一地区正式被纳入王朝统治的重要转折点，对后来岭西地区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目前，对于岭西地区的研究，或是对历史遗迹的简单考证与记载，或是出于现代经济发展的考量，关注的焦点大多集中在海港、交通或资源的开发上，或是在讨论珠三角地区问题的注脚中旁及岭西地区的情况。因此，对此区域的研究有极大的深入空间。客观来讲，岭西地区地处边陲，是个远离王朝统治中心的地方，虽然文献材料有限，对这个地区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难度，但研究的视角和问题意识能弥补资料不足的缺憾。

　　二、学术史回顾

　　（一）关于岭西地区的研究

　　如上所述，岭西地区较岭南地区，因资料的匮乏和开发相对滞后，学者们对这一地域的研究，起步大概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从关注这一地区的民族问题开始。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研究出自林天蔚和颜广文。林天蔚从研究明代的瑶乱出发，对明王朝对瑶人的治理政策进行了评价。

　　颜广文从古代广东历史地理的角度，具体考证了元代对广东西部的驿站开发工作，对于早期岭西地区的驿道做了详细的梳理。他还认为，明王朝实际上是根据元代开辟的交通，对粤西地区的治理和整顿，也有一定的成效，从剿盗匪、着手建立粤西完善的地方政权、开辟粤西新驿道、凿运河修水利、招募流民垦荒、倡兴教育六个方面分析了明王朝对粤西的经略。

　　在此之后，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岭西地区，特别是罗旁地区，学术界对大征罗旁之役的重要性越发肯定。日本学者井上徹是其中的代表，其论文《罗旁ヤオ族の长期反乱と征服战争——一四四六年~一五七六年》主要依据相关的几种方志，通过梳理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后期罗旁地区的瑶由叛乱不断直至被大征平定的过程，概述罗旁瑶乱和战争，并分析了叛乱的长期化的原因及冒险商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井上徹还于2009年8月赴广东郁南县和罗定县访问，写了《罗定地区调查报告》，考察从明至今郁南、罗定的行政区划变迁情况。

　　进入21世纪后，有一批研究该地域的文章出现。王敏从明代开始追溯移民、自然环境的变更对粤西农业的影响；唐晓涛以大藤峡为中心，考察瑶人的活动对太平天国的影响；鲁延召重点考察明代海防的政策，特别是明代广东海岛的研究；姜丰丰从大征罗旁以后罗定地区的社会秩序重建，特别是商业的发展角度研究罗定地区的社会变迁；徐丽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肇庆府的城市发展做了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岭西地区而言，为人们所熟知和称颂的莫过于冼夫人的活动，因本书的关注点并非冼夫人，对于冼夫人的研究就不再赘述，但贺喜的相关研究仍然值得借鉴。她在文章中将冼夫人的信仰与地方社会秩序的传统结合起来：

　　朝廷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关键性的改变。从梁陈之际，土酋的家族归附了国家，以依附国家的制度显贵。从明到清，国家的制度渗透到乡村的层面，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冯氏人/陈氏人以冯保和冼夫人/雷祖为祖先通过文字以及依托文字为载体的制度（例如编修族谱），把地方的传统与中央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地方历史的塑造者用中央对当地的地方政策，重构自己的传统。冯氏/陈氏联宗的不断扩充与土人受征服的形象创造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

　　贺喜是通过对民间信仰的研究，说明高、雷地区社会秩序的重建是以一种缓慢渐进和内在整合的方式来实现的。本书则是希望从与此不同的角度——通过王朝派驻官员和军队的力量，特别是分析从朝廷的眼光（军事战略的材料）去看隆庆、万历年间岭西地方的社会变化——进行探讨。

　　（二）倭寇与海防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中日关系的对立，民族矛盾尖锐，中日的学者对于倭寇的研究侧重点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学者倾向于从“抗倭”“御倭”的角度研究明王朝的抗倭政策；而日本的学者则将重点放在个别的研究，尤其将论述的焦点朝向倭寇的起因与其组织分子方面。

　　改革开放以后，民族主义的对立情绪渐淡，对于倭寇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两者的对立关系上。戴裔煊通过对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倭寇、海盗阶级成分和人员构成的分析，指出“明嘉靖间的中国倭寇海盗运动，实质上是在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城市平民，联合各阶层人民反对封建的运动，归结到一点就是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虽然阶级意识仍然强烈，但是已经开始关注倭寇的影响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开始反思明王朝在抗倭的过程中采取的海禁政策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理论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在这个时候掀起新一轮的高潮。

　　林仁川探讨了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的历史背景、商人的反海禁斗争、私人海上贸易集团的形成与走私港埠的出现、私人海上贸易出没的地区等问题；并通过研究私人海上贸易的商品、贸易额与利润率、管理与法令等问题，分析私人海上贸易的特点、性质及其产生的影响。作者将明代倭患剧烈的根本原因归结于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他认为嘉靖时的“御倭”战争并非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战争，而是“一场海禁与反海禁，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

　　李金明将明代海外贸易分为朝贡贸易和私人海外贸易两个时期。他认为朝贡贸易得以长期维持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朝政府对海外贸易实行控制和垄断，利用朝贡贸易的方式获取更高的利润，然而由于不适应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明朝政府在贸易中出现逆差，最终导致丝绸、铜钱、白银等大量外流。而为了维持朝贡贸易的顺利进行在东南沿海一带实行的海禁政策，更是给明代海外贸易带来极大的危害。在海禁政策下所谓的“海寇”，实际上大多数是为冲破海禁牢笼的海商，明朝廷对他们采取镇压和招抚的手段。明代后期开放海禁后，进入私人海外贸易时期，但明朝廷仍对海外贸易的商人附加种种限制，海外贸易无法正常发展，又受到西欧殖民者的冲击，遂使明代后期私人海外贸易急遽地走向衰落。书中还写道，明代后期是把商业资本转化为土地资本，“不仅中断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增殖过程，而且使商业资本不能顺利地转化为产业资本，朝着扩大再生产的方向发展，遂使明代海外贸易始终停留在封建社会的贩运贸易阶段”。

　　提起倭寇，不可避免地让人会联想到戚继光，如前文所述，由于民族主义的情绪，嘉靖时期，戚继光在闽浙地区的抗倭活动也深入民心。这些“大人物”和“大历史”的关系虽是老生常谈，但倭寇结合“向下看”的区域社会史这一新的角度，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

　　陈春声通过对潮州地方社会动乱问题的探讨，对动乱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解。他将明清之际东南沿海地方社会的动乱与“转型”看作一个连续的过程，对潮州地方长达二百余年的社会变化进行考察。他的研究表明，在地方动乱中“民”、“盗”界限模糊，彼此难分，甚至“民”“盗”一体，而在王朝更替、政治统治的“正统性”变得模糊的时候，“迁界”成为清王朝在地方社会实行的有效措施。而从明代中叶开始的地方社会的动乱局面，正是在“复界”之后逐渐完结。所谓的“倭乱”“迁海”“复界”等重大事件的背后，都隐含着地方社会复杂的分化与整合，而地方动乱与社会整合的关键之一，就是身份与认同的问题，而这归根结底，往往是与“国家”关系的观念问题。他的《聚落形态与社会转型——明清之际韩江流域地方动乱之历史影响》通过对韩江流域地区包括“倭寇”“海盗”“山贼”在内的一系列的动乱事件的分析，解读16-17世纪华南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动，“探讨传统地域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因应时局变化而采取的举措，最终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传统组成部分的复杂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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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章 明代前中期的岭西地区

第一节 岭西地区的概况

第二节 明代岭西地区的海防设置

第二章 隆庆末年倭陷电白事件

第一节 城陷前的电白

第二节 倭陷电白事件

第三节 追剿

第四节 乱后的安抚与善后

第三章 大征罗旁之役

第一节 大征前的罗旁

第二节 大征罗旁之役

第四章 罗旁大征后的善后与治理

第一节 开设县治与分兵戍守

第二节 教化

第三节 开辟新路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本书后记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