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晖，副研究员，研究专长为中国民族史、党史、边疆史。重点关注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与民族工作，部分研究成果得到时任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获得国家民委课题一等奖1项，全国党史很好成果一等奖3项，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荣誉奖1项，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2项；云南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5项。

　　该选题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社会跨越基本原理同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发展不平衡的民族和地区跨越发展。从历史的视角归纳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不平衡发展的成因和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理论，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的跨越发展历程，重点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的伟大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在民族团结、边疆繁荣以及脱贫攻坚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客观记述历程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探讨和总结，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特殊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意义，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跨越式”发展理论，总结和归纳在社会发展程度不平衡的特殊民族和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和规律。对比美国、加拿大、印度等国家处理少数族裔不平衡发展的政策和效果进行比较，比较总结出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跨越发展在世界社会发展目前所具有的典型意义和示范意义，为世界其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地区和民族提供中国方案。

　　（一）中国传统民族观是西南各民族差异化发展的思想基础
　　民族观是国家对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和基本观点，是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指引。西南地区各民族不平衡发展的历程说明，民族观是影响民族发展的最核心观念，基于什么样的民族观就会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1.传统中国中心地理观和“文化中心”民族观
　　近代以前历代中央王朝所秉持的民族观是与其宇宙观、地理观、文化观相联系的，是建立在中国中心的地理观与华夏中心的文化观的基础之上，根据地域、文化的远近亲疏区分民族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中国中心的地理观产生了“华夷”的分野。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前，“中国”并没有被作为国名，但是“中国”“中土”“中州”这些词却经常出现于各种文本之中，最早在青铜器中就已经有“宅兹中国”的铭文。与希腊等古老文明一样，“中国”这个称呼具有文明中心的意义，它包含了传统观念中的宇宙观、地理观和文化观。在传统文化中构建的宇宙是天圆地方的，空间上是一层一层铺开的同心圆，而“中国”就是这个世界的圆心，正如许倬云说“中国人总认为宇宙秩序有条有理，时间从零点开始，而宇宙的结构是一层层的同心圆”。这个宇宙秩序构成中国的文化体系、知识结构、思想、信仰以及民族观的基础，“这个‘天’、‘地’所表现的宇宙秩序要比一个哲学的或政治的概念宽广得多，当一个古代人面对世界的时候，这个‘秩序’也就是他思考所有问题的时间和空间框架”。在这个空间概念上，建立起整个中国的封建秩序，在民族观上形成了“华夏”与“四夷”的分野。华夏，《说文》训为“夏，中国之人也”；与中国或者华夏相对的是四夷。四夷，范宁在《春秋·毂梁传》中解释为“四夷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总号也。”夷与夏成为一对固定的有地域和文化含义的概念。华夏作为世界的中心，也是文化的制高点，在春秋的时候就以地理的远近来区分不同文化程度的部落，如《国语》中说所“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这里勾画出一个“天下”的概念，即是以华夏为中心的同心圆，祭、祀、享、贡、王一方面是对于远近不同的部落实行不同的政策，同时也表现出文化的高低。根据这一观念，形成了“中心”与“四方”的关系，“中国作为天下的中心，皇帝作为天下的共主，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观念之中，形成了华夏‘国际’秩序的文化心理定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华夏中心观”，逐步发展为以汉文化为内核的文化中心观。
　　在历代的封建王朝都存在着这种以中央为中心，汉文化为内核的文化中心观，并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处理中央与边疆以及中国与周边的关系。一直到清代，这种天下的观念依然没有改变，仅仅是地域的扩大而已，清朝乾隆年间修《皇朝文献通考》，表现出中国对于世界的看法：“中土居大地之中，瀛环四海，共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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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王朝边疆——西南边疆发展不平衡的历史成因
一、古代中央王朝对西南的经营与各民族差异发展
（一）秦汉以前的部落分布及不平衡发展的基础OHD
（二）秦汉王朝的开拓经营及西南夷社会发展不平衡性增强
（三）隋、唐王朝的“羁縻制度”及南诏的发展加深了民族间的区域不平衡性
（四）元、明、清时期西南各民族社会发展和差距扩大
二、近代中国边疆危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影响
（一）近代西方列强入侵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影响
（二）民国中央政府的边疆开发和影响
（三）近代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
三、西南边疆民族差异化发展的历史成因
（一）中国传统民族观是西南各民族差异化发展的思想基础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南边疆的政治分层特征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的经济文化分层特征

第二章 千年跨越-马克思主义社会跨越理论在中国西南边疆的“直接过渡”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跨越理论的提出及初步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跨越理论的提出
（二）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社会跨越理论的丰富和实践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跨越理论与中国西南边疆实际相结合，
（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直接过渡”的前提条件
（二）慎重稳进分类指导是“直接过渡”的政策保障
（三）“直接过渡”政策的制定
三、西南边疆民族“直接过渡”的实践特点，
（一）“直接过渡”的特殊政权组织形式——生产文化站
（二）“直接过渡”离不开党和国家的特殊扶持
（三）“直接过渡”实现了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的历史跨越
（四）1949-1978年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社会结构性差异的缩小
四、“直接过渡”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社会跨越理论的丰富，
（一）“直接过渡”实践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社会跨越理论的科学性
（二）“直接过渡”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社会跨越理论的丰富

第三章 变革挑战——改革开放后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跨越发展的时代挑战及应对
一、应对时代挑战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面临的时代挑战及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的重要发展
二、改革开放后西南民族“直过区”发展政策与环境变迁，
（一）改革开放后西南边疆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
（二）改革开放初期加快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三）西部大开发战略使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
三、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变革挑战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的差异化发展
（二）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差异化扩大带来深层次矛盾
（三）1978年后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差异化发展的阶段特征
四、加快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扶持
（一）分类指导制定不同类型民族地区发展路子消除贫困
（二）改革开放初期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的扶贫开发及其成效
（三）针对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特殊区域性探索扶贫开发发展路径及成效

第四章 再次跨越一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的全面发展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跨越理论的发展
（一）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社会跨越理论实践探索的成果
（二）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明确跨越发展的目标方向
（三）“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是新时代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跨越发展的根本路径
（四）习近平关于精准脱贫的重要论述是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摆脱贫困的根本遵循
二、新时代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跨越发展制度体系构建
（一）加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三）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形成跨越发展的精神内核
（四）以边疆基层党建为重点，完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基层组织体系
（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发展的保障
三、新时代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全面协调发展
（一）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的发展模式与结构性差异新特征
（二）制定新时代西南民族“直过区”跨越发展的特殊政策
（三）实施精准脱贫帮助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摆脱贫困

第五章 跨越之路～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跨越发展的路径探索
一、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跨越发展的实践根基
三、改革开放是跨越发展的根本路径，
四、中国共产党是跨越发展的领导核心
五、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是跨越发展的根本遵循

第六章 中国方案——马克思社会跨越理论中国化成果的世界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实现跨越发展的世界意义
（一）不同民族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不是唯一的
（二）发展不充分民族和地区赶上时代必须走跨越发展道路
（三）发展不充分民族和地区跨越发展的方法和路径
二、中国道路对马克思社会跨越理论的发展
三、中国方案与其他国家解决少数族裔权利的实践之比较
结语
参考书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