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原校委委员、副教育长，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主讲专家。中央组织部联系的高级专家。

2004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jia级人选，2008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2014年入选“万人计划”第一批哲学社会学领军人才。

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国务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有关学术机构兼职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人学、能力问题、结构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出版《强国时代》《论“四个伟大”》《哲学思维方式与领导工作方法》《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的人学理论》《能力本位》《社会层级结构理论》和《思想的力量：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190多篇。

获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等7项国jia级奖励。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重点项目“人的全面发展研究”“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等7个。

强国时代需要研究强国逻辑，强国时代、强国逻辑需要强国理论。本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站在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力求从强国的总体逻辑、具体逻辑、实现逻辑、路径逻辑、政治逻辑以及强国理论和强国智慧等方面入手，系统总结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0多年的发展历程，全面准确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规律，从学理上进一步深入阐释新时代中国由大国成为强国的内在历史逻辑，即强国逻辑。从学理上研究大国成为强国的强国逻辑，不仅能够为强国时代提供新的理论引领，而且有助于阐释中国道路，建构中国由大国成为强国的强国理论，建构中国由大国成为强国的话语体系，进而掌握国际话语权。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个具有立论基础和根本前提意义的，且特别值得所有哲学社会科学从学理上进行深入研究的重大政治论断。我们党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判断，对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由大国成为强国的强国逻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由大国成为强国的强国逻辑的基础和前提。基于“用学术讲政治、从政治找学术”这一思路，我们需要深入分析研究在新的“历史方位”，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所蕴含的“大国成为强国的逻辑”，简称“强国逻辑”。

一、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具有哲学意蕴

方位，即方向和位置，通常意义上是判断某一物理实体所处时空状态而使用的概念。作为一般社会科学所使用的“历史方位”，则主要指某种社会历史事件所处的阶段或状态，如“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私营经济存在的历史方位”“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方位”等。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界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掀起了“历史方位”的研究热潮。虽有众多研究成果问世，但从最为根本的哲学层面来研究“历史方位”的成果相对较少。笔者以为，全面理解和深入揭示“新时代”的本质特征与发展逻辑，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丰富内涵与精神实质，有必要从哲学层面对“历史方位”加以审视。

从哲学层面来讲，“历史方位”可以从“从哪里来”“现在何处”“到哪里去”三个方面去理解。

首先，“从哪里来”。它关涉的是“历史方位”的“来源”或“依据”。任何一种“实在”都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其产生的依据，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d。也就是说，新的“历史方位”的出现，首先必然是一种“继承”，必然有其“来源”或“依据”。

其次，“现在何处”。它回答的是“我是谁”，即“历史方位”的“本质与内涵”问题。它主要包括“历史”这一“主体”在“时间”上的起止与“空间”上的“占位”。“时间”上的起止，即“历史方位”的“区间”界定；“空间”上的“占位”，即“历史方位”的内容“勘定”。当然，对“历史方位”的总体界定，必然有其相对的“参照系”。

最后，“到哪里去”。它回答的是“历史方位”的“去向”问题，它必然内含着“从何出发”的问题，因而说到底是“历史方位”的“起点”与“目标”问题。这里的“起点”与“目标”，都是“历史方位”在本“区间”内的问题，而对于作为整体的“历史方位”之“去向”的探讨，往往会超越“当下”、远离“具体”，因而难以详细阐述。正如恩格斯所说，“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其实是一种困难的事情。

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有其基本内涵，理解和把握这一基本内涵，亦离不开“从哪里来”“现在何处”“到哪里去”三个维度。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从哪里来”的问题。笔者认为，从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来源”而言，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0 多年的伟大实践。因为，这里的唯一主题和主语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取得，亦离不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现在何处”的问题。笔者认为，从时间起止来说，这一“历史方位”是指自党的十八大至21 世纪中叶这一历史区间；从空间占位来说，这一“历史方位”则指“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强起来”的实践过程，而且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全面“强起来”的过程。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到哪里去”的问题。笔者认为，作为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的“未来去处”，我们目前只能有一个简约而明白的判断，那就是走向“共产主义”或者说是更加高级的社会主义。而作为我们当下“置身其中”的“历史方位”，其“去处”却是清晰“可见”的：

近者，即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者，即到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远者，即到21 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当然，从人民的实践及生活角度讲，这一“历史方位”的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民族进步的角度讲，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从世界影响的角度讲，则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另外，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历史方位”的目标“去处”必然包含着这一“历史方位”“从何出发”的“内在起点”。笔者认为，这个“内在起点”，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实践、新变革、新成就。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有主要依据

首先是概念依据。

我们所使用的“历史方位”这一概念，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指涉，无疑是一种创新性引介。这种引介，作为对新实践的新概括，借由对这一“历史方位”之内涵的界定与阐释，其合法性已无可置疑。但笔者以为，从概念上对“新时代”与“新阶段”加以明辨，乃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之合法性所不可或缺的一环。

毫无疑问，“时代”一词是一个具有多种指涉功能的概念，如从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的“石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工业时代”等；从生产关系角度而言的“原始公社时代”“私有制时代”“公有制时代”等；从社会形态而言的“奴隶时代”“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时代”等；从社会主题而言的“战争与革命时代”“和平与发展时代”；从社会发展状况而言的“后工业社会时代”“改革开放时代”“知识经济时代”“自媒体时代”等。总之，“人们常常在多种意义上谈论时代、从多种角度去概括时代”。而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的“新时代”，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就改革开放40 多年来的发展程度而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种新境遇；二是就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前进目标而言，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三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视域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四是从现代化的角度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路径参考。可见，“新时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其概念之能指与所指皆为“殊相”，即有特指。

至于“新阶段”，我们不能否认，“阶段”或者“新阶段”作为一般性能指概念，可以用来指涉不同的对象和范围，其能指功能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在这里，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