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冯·哈瑟，1916 年5 月31 日至6 月1 日，乔治·冯·哈瑟中校以战列巡洋舰德弗林格号上的枪炮官的身份参加了日德兰大海战（德国人称其为斯卡格拉克战役）。他的回忆录不仅揭示了德国人视角中的战役过程，同时也为我们真实展现了无畏舰时代的海上战斗的情景。

　　莱因哈德·舍尔，1916 年5 月31 日至6 月1 日，德国公海舰队在莱因哈德·舍尔海军中将的指挥下，参加了日德兰大海战。本书节选自他的回忆录《世界大战中的公海舰队》。

　　约翰·杰利科，约翰·杰利科海军上将于一战爆发之际，就任英国皇家海军大舰队总司令。所谓的大舰队（the Grand Fleet），是指战争期间屯驻苏格兰斯卡帕湾基地的英国主力舰队。它是英国用于抗衡德国公海舰队的中坚力量。丘吉尔曾经将杰利科称为：“一个可以在一个下午的时间里，令英国输掉战争的人。”由此可见杰利科上将所肩负的重任。1916 年5 月31 日至6 月1 日，杰利科上将指挥他的大舰队参加了日德兰大海战。本文摘自其回忆录《大舰队19141916：创建、发展和作用》。

　　孙晓翔，军事历史研究爱好者，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出版《希望与毁灭：第三帝国空军的*后一年》，收到广泛好评。

　　如译序中所言，本书所收录的三篇回忆录可以被分为战术和战略两个层次。这就要求读者运用两种方法，对这些故事做深入思考和分析。
　　首先来看《基尔和日德兰》。作为一名基层军官，作者乔治·冯·哈瑟海军中校的视野并不宽广。他的叙述只能围绕着自己在战役中的具体工作展开。
　　通读其著作，不难发现，在这位出身贵族的海军军官身上，深深印刻着他所身处的那个德意志帝国的两面性，即在微观层面上所展现出的精湛技术和在宏观层面上对世界的茫然无知。
　　作为一名职业海军军官，哈瑟中校不厌其烦地向读者详细介绍了德国海军的火控系统和战术原则。字里行间充斥着一种理性的精神和自豪的情感。
　　而以其在斯卡格拉克战役中的出色表现，他也的确有充分的理由，为德国的舰队、自己所服役的战舰以及自身的炮术水平满怀信心与自豪之情。甚至于，即便是在自己所不熟悉的陆战领域，哈瑟中校也能准确预见到，未来的战争
　　模式将会借鉴海战的模式，从堑壕战转向以坦克为核心的装甲对决。这绝对是一种出色的洞察力的体现。
　　然而，一旦离开自己熟悉的军事专业领域，哈瑟的认识就很肤浅了。在其著作的开头，哈瑟声称，自己拥有两种职业经历，即作为军官的经历和作为水手的经历。可事实上，由于德国海军的战略方针，大部分舰船仅被部署于本土水域。所以绝大多数德国海军军人并不像普通水手那样，能够周游世界，开阔眼界。哈瑟声称，自己曾在英国居住，也曾在远东服役。但是其见识依然有限。也许海上的风浪磨砺了他的意志，但并未增长他的见识。
　　于是，在其前言中出现了明显的种族主义论调。在正文中，又流露出对犹太人的偏见。这些不经意间的言辞，仿佛都是为日后的纳粹上台做舆论铺垫。
　　而在关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他和他的同事——驻伦敦海军武官——穆勒中校一样，认识极为肤浅。所以毫不奇怪，哈瑟不可能真正认清，德意志帝国遭受战败和屈辱的原因，而只能一味归咎于同为白人兄弟的英国人的背叛和迫害。
　　此种认知使得哈瑟在撰写其著作时满怀愤懑之情。其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该书的书名——基尔和日德兰。前者是英德友谊的典范；后者是英德敌视的巅峰。将截然对立的两段往事放在一起叙述，意味深长。
　　今天的读者恐怕已难以体会作者当年的复杂心境。但作者仍在他的著作中留下了线索。不可忘记，在日德兰海战爆发前数小时，在德弗林格号的大副——而不是舰长——的许可下，哈瑟带领其手下官兵进行了炮术训练。这个细节所反映的，与其说是德国战舰上的权力分配，不如说是当时泾渭分明的社会阶层划分。在一艘战舰上，舰长几乎就是神一般的存在。通常情况下，舰长总是待在自己的宽敞舱室里生活和工作。一年当中，只有在少数几个重要的日子里，他才会在军官餐厅里与手下军官共同进餐。至于下层士兵，在其整个服役期间，几乎都不可能看到他的舰长。只有在战斗状态下，舰长才会肩负起他的职责。至于平时与军舰运转的相关事宜，都交由大副负责决定和执行。只有理解了这样的背景，才能真正懂得，当哈托格舰长对哈瑟的工作表示赞许时，后者所感受到的巨大荣耀。也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对于与沃伦德将军建立起来的深切友谊，哈瑟是多么的感激与珍视。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日后的敌对情绪充斥着愤恨之情。哈瑟以自豪的口吻叙述了他在日德兰海战中的经历，正是对这种愤恨之情的宣泄。只不过，哈瑟毕竟是一名高傲的贵族和受过严格训练的军官。即便带着情绪的写作，其笔下的记录——至少在细节方面——仍然大体公正可靠。事实上，哈瑟更愿意在陈述时抒发他的自豪情感，以至于他根本不屑于解释，为什么在德国舰队已经转向脱离了英国舰队的半圆形包围圈之后，还要转身杀个回马枪。
　　这样的问题是舍尔上将无法回避的。而哈瑟只需记录下整个过程中的英勇行为，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此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哈瑟的价值取向。在其著作的末尾，这种取向表现的更加直白，即对荣誉和勇气的珍视。这绝非其个人偏好，而是那一代德国军官的共同追求。尽管时间已经跨入 20 世纪，德意志帝国的军官们——无188
　　论陆军还是海军——仍然生活在一种近乎斯巴达式的精神氛围中。作为军官团的一员，哈瑟显然被这个团队的精神氛围所感染，并以此塑造了他的世界观。
　　和所有军官一样，他也会全心全意地追求古老的日耳曼贵族武士所向往的勇气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荣誉感。为了维护这种荣誉感，德国海军当局可谓殚精竭虑。例如，军官在提交结婚申请时，必须附带女方家庭的财产和收入证明，以防与社会下层通婚。而这会被视为不名誉的行为。海军部甚至明令禁止军官参与到任何赌博活动中，以防个别人因欠下赌债而声名狼藉，影响到军官团的声誉。
　　需要指出的是，对荣誉和勇气的珍视和追求，使得以哈瑟为代表的德国海军军官们，具备了卓越的业务能力，使得德意志帝国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建立起一支能够挑战世界一流海权国家的舰队。但是，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被吸收进军官团，并取得如此成就，至少其经济层面的原因在于，他们都是出身于家境殷实的社会上层家庭。其中许多人还是贵族出身。这意味着，这些人从不需要为经济问题操心，因而可以心无旁骛地钻研自己的业务。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这些生活在 20 世纪的古代武士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
　　他们在视野上更接近于同时代的技术专家，虽然精于本职工作，却对自身生活以外的世界茫然无知，根本看不到德意志帝国所面临的外部和内部问题。
　　20 世纪初的德意志帝国，至少在其统治阶层看来，其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由于社会的快速变迁，导致的社会阶层的流动。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正威胁着传统的容克地主的统治地位。正是为了维护这种地位，作为容克地主重要政治代表的军官团，才会竭力将贫寒子弟挡在门外。
　　像哈瑟在文中一再提及的瓦尔德泽克准尉，此人显然才华不凡。然而虽然名义上也是军官，但他与哈瑟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层。哈瑟的人事档案归海军内阁管理。而这个内阁又直接对皇帝负责。所以威廉二世才能在外国人面前自信的宣称，他认识自己的军官。而瓦尔德泽克的档案只能与那些军舰的档案一起，归海军部管理。该部门的首脑提尔疲茨上将，是没有时间、精力和心思来认识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即便在海军中奋斗一生，瓦尔德泽克顶多能成为一名老资格的下级技术军官。他绝无可能升迁至哈瑟所处的地位。
　　为了维护这道阶层间的鸿沟，容克地主们一再挑起国际争端，试图转移社会内部矛盾，最终将帝国陷于四面树敌的战争中。而一旦战事不利，他们在和平时期所竭力维护的那个社会阶层鸿沟，就会成为舰队叛乱和社会分裂的导火索，最终变成压垮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像哈瑟这样的贵族——基于他们狭隘的世界观——对于此问题似乎浑然不觉。即便是在战败之后，也不见他在文中对此问题有多少反省之辞。从这个角度看，德意志帝国的覆灭，实属咎由自取。
　　与哈瑟的回忆录相比，舍尔和杰利科的回忆录都着重于对这场战役的战略层面的回顾。这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当事人的许多决策的评价与判断，也就使得他们撰写回忆录的动机变得更加复杂。日德兰海战的结果不可能令他们两人感到满意。所以他们肯定是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来叙述这场战役的。并希望以出版回忆录的形式，在自己的同僚和后人面前，维护自己的名声和历史地位。
　　同样的动机使得舍尔和杰利科两人的回忆录表现出不少相似性。其中最明显之处就在于，在他们叙述这场战役时，两人不约而同地描述了战役过程中各自舰队的航向和队形变换问题。这些细节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显得过于枯燥。但两位作者显然都乐此不疲，以至于不厌其烦。这说明，在他们自己心目中，他们都自视自己是一名熟练的老水手，并为此深感自豪。而且他们唯恐世人未能意识到这一点。
　　至于其他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在叙述过程中，尽管无法对总体过程和结果做任何歪曲，但仍可对诸多细节做某种“修饰”。这些就必须从细节中去寻找了。其中一个较为明显之处在于，杰利科声称，在战役打响之前，他只是率领舰队出海做例行巡逻，最终在不经意间与敌人爆发了战斗。但是根据战后解密的档案，英国人早已在其东海岸建设了一系列的无线电测向站。而德国舰队的任何大规模出击，都涉及必要的水雷清扫工作，由此会带来大量的无线电通讯。5 月 30 日，英国的无线电测向站发现，公海舰队的无线电发送信号来源与前一天相比，偏离了 1. 5 度。英国人由此推断，舰队已经离开威廉港，进低杰德河口。这是舰队出击的明显征兆。杰利科遂能赶在希佩尔出发前三个小时，率领他的舰队出海。190杰利科的回忆录出版于 1919 年。写作时间肯定还要靠前。他隐瞒出海的真实原因，显然是为了保护英国在情报领域的优势地位。这当然情有可原。
　　但是在其回忆录中，还有许多处“修饰”，就可以被认为是完全出于私心的“掩饰”了。毕竟，对这位舰队司令官而言，日德兰海战带给他的，与其说是荣耀，不如说是尴尬。早在战争爆发时，皇家海军就将整个大舰队托付于杰利科。整个帝国都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带领皇家海军重现特拉法尔加战役的辉煌。
　　然而作为舰队指挥官的杰里科，其表现远不如纳尔逊般英勇。除了少数几次靠近德国海岸的战斗以外，他的部队大多数时候根本看不到敌人的影子。更有甚者，即便掌握着优势兵力，他的舰队还是无法阻止德国舰队对英国东海岸港口的炮击行动。而最终，在苦等了差不多两年之后，当期待已经的舰队决战来临之际，结局却远不尽如人意。杰利科不仅让敌人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溜走，更是在敌人的打击下蒙受了惨重损失。
　　杰利科完全清楚，他必须对这一连串令人失望的结果有所交代。所以在文章开头，杰利科花费了不少笔墨，试图阐明，他所身处的环境与百年前的纳尔逊迥然不同。后者当年只是皇家海军中的一支偏师，所以敢于承担风险，勇猛拼杀。因为即便作战失败，皇家海军的主力依然完整无缺。更何况在打败自己的过程中，敌人肯定也会遭受相当损失。他们赢得下一场战斗的机会也就更加渺茫。而他杰利科的处境，类似于面对着诸葛亮的司马懿。由于自己就是主力部队的统帅，不能指望还有更多的预备队，所以肩上的责任更加重大。
　　在此情况下，谨慎就是第一美德。这不仅体现于战斗打响之前，更是贯穿于战斗始终。事实上，在已经取得战略优势的情况下，若非迫不得已，他们并不情愿投入战斗。因为这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可能会给敌人带来逆转战略形势的机会。更何况，从个人角度考虑，杰利科与司马懿一样，既然已经身居高位，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战斗就显得风险大而收益小。因为即便又一次赢得胜利， 也不会给他们带来明显的收益；而如果失败，则必须由他们承担责任。所以维持现状，就是最佳选择。而他们的部下，往往都还怀有建功立业——进而加官晋爵——的梦想，因而更富有作战积极性。这往往成为令他们头疼的原因。
　　无论如何，杰利科对于其行事谨慎的解释，尚且可以做到言之成理，自圆其说。但他对英国战列巡洋舰在战斗中表现拙劣的解释，就显得很勉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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