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美籍奥地利裔政治经济学家，1906年获得法学博士，后移居美国，并一直在哈佛大学任教。熊彼特先后出版了《经济发展理论》、《景气循环理论》、《经济分析史》等数十部著作，被誉为20世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经济学说与方法史论/经济学名著译丛》：
　　其他的官方学派代表人物还有尤斯蒂和宋能非尔斯。二者著作中的学术思想并非原创，受到了国外经济学的影响，但是仍然是有进步的。他们对于国家管理经济资料的观点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官房学派。尤斯蒂促使管理学发展成了一门学科，其思想主要是基于前人的学术思想，尽管他对前人的学术思想秉持着彻底批判的态度。德国后期的经济政策也是从管理学发展而来（《管理学》第一版，1756）。就计划与目的而言，它与国富论的差别没有我们想得那么大，就清晰度与洞察力而言，两本著作不分伯仲。仅就管理方法而言，尤斯蒂的观点非常有价值，有独创性，但是就经济学议题而言，他缺乏对不同方法的训练与掌握，因为这些方法在他那个时代已经被丢弃了。这里，我们不讨论他所提倡的具体举措。这些具体观点确实是反映了常识问题，但是无法改变的是他的分析方法中的基本结构较差的事实，同样的还有宋能非尔斯（《管理、操作与财政学原理》，1765），他也是采用了同样的分析方法，并且他当时掌握的经济学理论要早于亚当·斯密，虽然他后来也引用亚当·斯密的文献，但是他没有理解他自己著作的重要性。虽然他根本不能算是一位极具创新智慧的思想家，但是他的影响力却一直持续到19世纪。他积极吸收外来思想，并服务于德国的需要。他能够辨别出哪些思想在德国是可以推行的，但是却没有独创任何新的思想。
　　在重商主义出现之前，法国这方面的著作是非常少的。法国政府似乎也不允许人们进行经济学讨论，进而限制了经济学讨论的深入开展。法国政府不想尽力去做，也不想像普鲁士那样去培训一批教职人员。在其他领域虽然有热烈的讨论，但是最能代表知识领域的学术圈对经济学问题根本不感兴趣，即使有也是比较勉强的。虽然布阿吉尔贝尔学术思想不多，但是他却独树一帜，可以与配第相匹敌。他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出版了《论财富的性质》一书。这本书比他1695年首次出版的《法兰西详情》与1707年出版的《法兰西财富》重要得多。他的《论财富的性质》一书与其他不太知名的著作都表达了对当时错误观念的反对与批判。但把他看作是重商主义者的先驱是非常荒唐的，因为他身上并没有重商主义者的特点。此外，梅隆（《论商业中的政治》，1734）和杜托（《对财政与商业的政治思考》）都是经济学方面的专家学者，而沃邦、圣·皮埃尔和费内隆不能算是科学的经济学家，也不是经济学的先驱。他们主要讨论的是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当时还有很多关于经济学的讨论。字典（如萨瓦里兄弟编纂的《商业词典》）的产生就直接证明了一点，即人们并没有忽略对经济学问题的论辩，但是在问题的分析上并没有多少进展。
　　在意大利，也存在类似于德国官房学派这样的一个学派，并且对后来的学派影响很大。我们很少能在卡拉法的著作《国王与良臣》或是16世纪中帕尔米耶里、伯特罗、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看到经济学论断。这一学派的分支学派在19世纪仍然很活跃，但是由于我们讨论的是经济知识的发展，所以这里不再详述。此外，我们发现除了保护性农业征税的问题外，在英国和德国存在的类似问题和争议最终都促进了经济学的研究。这些研究在两方面达到了当时的一流水平。意大利也在该研究领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首先要说的就是货币问题。这里，我们只提几位真正有科学成就的专家学者。16世纪有著名的斯卡卢菲（1579）、达万扎蒂（1588），17世纪有著名的蒙塔纳里（1680与1683），18世纪有著名的加里亚尼。达万扎蒂根据解释的基本原则精准无误地分析了所有的个体现象，这也使得他的著作成为了不朽之作。他基于使用价值的一般概念创建了金属货币理论，沿用至今。加里亚尼的著作（1750）读起来有点像现代的课本。这本著作体现了在这一领域的主要成就。货币理论也只是到了近现代才超越了这些著作。这些著作水准之所以高于19世纪的著作，就体现在他们是如何为了能将原理应用到货币理论而追朔经济生活中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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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译者序
前言
第一章 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第二章 经济循环流转之发现：重农主义学派（亚当·斯密）
第三章 古典体系与分支流派
第四章 历史学派以及边际效用理论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