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评论（第八辑）》：
现有的媒介研究——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文学和文化研究等——在基特勒看来，仅仅是停留在一般的怀疑上，即解释媒介如何以及为何做它们所做之事（Win-throp-Young & Wutz，1999：xiv）。传播、知识和权力的物质性、技术性的基础都成为文化历史中的盲点，仍然停留在从社会用途的视角评价媒介的历史中。换言之，对于信息本身所包含的来自科学层面的活力、内在的技术逻辑，媒介与身体之间的连接变化和数据处理的程序等，我们都有必要重新思考。这意味着将媒介当作一个过程和一种实践，观察它们的影响而非它们的技术形式或意识形态的内容（Horn，2007：9）。
基特勒的媒介研究理论在借鉴香农和维纳（信息理论）、麦克卢汉（媒介分析）、福柯（话语权力）以及拉康（精神分析理论）（Gane，2005：25）的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应对媒介从技术的物质性维度进行考察，他对存储技术的关注所体现出的对技术的复杂性的理解常被人忽视（Winthrop-Young&Gane，2006：9）。
基特勒对媒介的理解的本质是建立在信息论之上的，他将其作为对信息进行储存、加工和传递的一种技术硬件。信息储存的物质手段带来的人的主体性与经验的塑造与转变，是其对于媒介理论思考作出的重要贡献。
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到信息物质主义路径的提出，基特勒媒介思想中的复杂性由此展开。基特勒从古希腊哲学的起源之处寻找到一直被忽视的存在于事物之间、事物与人之间的时间与空间上的关系，至少亚里士多德预言了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媒介的存在，比如就听而言，正如耳膜与耳蜗之间那样，事物与耳膜之间也必然有空气。到了海德格尔，当他把哲学转变成“思”之时，有关技术媒介的意识才日益增强（基特勒，2010：249-253）。基于对这一历史的回顾，基特勒强调，指令、地址和数据的发送、传输和存储不仅存在于计算机体系结构之中，而且存在于技术媒介的整个发展历史中，正如图书馆是书本介质的媒介、电报电缆是战争期间军事指令的传输媒介……这就是在硅固体物理学和冯·诺依曼体系结构双重条件之下的媒介本体论①，即媒介是由指令、地址和数据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思想。以计算机为例，比特在存储器里执行逻辑操作和算数运算，总线传输指令、数据和地址，而随机访问存储器为这些指令、数据和地址提供存储空间，这样一个反馈环的三重体系结构，在不同的规模上进行自我迭代，从纳米、毫米到与终端用户进行交互的界面（基特勒，2010）。基特勒正是以这样一种媒介本体论的思想来理解文化的历史进程。
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中，基特勒专注于这三种技术媒介所处理的不同的物理性质的数据流，串行地记录了从技术硬件诞生时到不同数据流各自的处理、使用方式，以及围绕这些不同数据流所产生的精神分析、心理物理学和工程学等对人的改变以及相关的奇闻逸事。
（一）信息物质主义下的数据分流：从书写到声与光
笔者不得不承认，基特勒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从一种极致的视角来看待媒介的（Peters，2007：9）。这种极致的视角使得基特勒在物理世界中，看到了信息是如何穿过作为物质硬件的媒介而储存、传递和处理的，数据流不再只是穿过“能指的峡谷”。
基特勒也将自己的研究路径称为“信息物质主义”（information materialism），它强调的是信息和传播系统的方式在这里合为一体。信息是被转化成为物质后再成为信息的（Kittler，2010：126）。
在语言出现之前，人们最初的接触是如何触达其观点与概念的？“要从这个无解之惑中解脱出来，只能依靠信息这个技术性的概念——这是香农在《传播的数学原理》中首先提出的，它避免了任何对观点或意义的指涉，因而也就不牵涉人的因素。”（基特勒，2013：235-236）通过将传播的三个要素——信息、人和物品转译成信息理论中的指令、信宿和数据概念，基特勒选择以分析信息系统的方式来研究传播系统，因而信息的传递、储存和处理等物质技术手段成为基特勒关注的焦点。因此，对于媒介的研究不再仅仅关于媒介拥有的受众，它还被拓展到从技术意义上去理解“信息”（informa-tion）以及它与媒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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