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清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华夏传播研究会会长，福建省传播学会副秘书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访问学者（2014-2015）。主持国家社科以及省部级课题10余项，出版《华夏文明与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华夏传播学引论》《中国近代科技传播史》等著作25部，主编《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集刊、《华夏传播研究》集刊、“华夏文明传播研究文库”、“两岸关系与海峡传播研究文库”、“华夏传播学文丛”、“经典与传播研究丛书”、“华夏传播学读本丛书”等，在《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50余篇。

　　《华夏传播研究（第二辑）》策划了“纪念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成立25周年”专栏，邀请以不同方式参与过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辉煌25周年历程的海内外朋友撰文，共同回忆华夏传播研究的过往，同时也展望华夏传播研究的未来，以勉励自己继续前行，也感召同行并肩同行，共同为传播学“中华学派”的早日形成贡献我们的智慧与力量。其他学术论文中既有前辈学者的不懈探索，又有青年才俊的接力求索；既有海内学者的共襄盛举，也有海外学者的遥相呼应。大家深切地感到，这是一个华夏传播研究必将兴起，也能够兴旺的时代，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正在形成，时代呼唤学者“文章合为时而作”，学者自然也积极地融入这个富有创新改革精神的时代，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全球传播视野”的自主意识，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发扬传统，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沟通世界。

　　《华夏传播研究（第二辑）》：
　　家国所体现的“家天下”原则具体化为宗法制。这种制度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强调嫡长子在权力继承上具备优先权。它和王位世袭制结合，构建了一套相当严密的社会系统。以西周为例，位于权力顶峰的是作为天之元子的周王，他是天下无与伦比的大宗。周王的嫡长子（宗子）是王位继承者，称为“世子”；其他儿子是庶子（小宗），或被分封在地方当诸侯，或在中央担任卿、大夫。诸侯、卿、大夫分别是自己那一支系的大宗，其嫡长子可继承其职禄；庶子为小宗，再分封。按照上述原则层层推演，周王朝真成了“好大一个家”，掌权的都是“咱家人”。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至少有几个因素还必须考虑：（1）王朝建立不只是同族人的贡献，异姓的功臣宿将也应给点好处。为了证明本朝统治渊源有自，褒封神农、尧、舜、禹及商汤的后代也有必要。（2）社会系统并非一成不变。经过几代变迁，必然有些人没落，有些人腾达，由此产生权力再分配。（3）每个历史时期掌权者以及相应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普遍存在，因此，有人叛逆，有人归附，不断重组。到了春秋时期，家臣的作用突出了。
　　家臣是春秋时期各国卿大夫的臣属的总称，包括作为总管的宰，以及其下的小官们。担任家臣的主要是士。士虽然和卿大夫属于同一血统，但不具备贵族身份。家臣的职位由卿大夫任命，不能世袭。他们效忠于卿大夫家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如下记载：“叔孙氏之司马鬷戾言于其众日：‘若之何？，莫对。又日：‘我家臣也，不敢知国。’‘凡有季氏与无，于我孰利？’皆日：‘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鬃戾日：‘然则，救诸。’师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①公元前517年，鲁昭公讨伐季孙氏。当时，在鲁国掌握实权的是卿家贵族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因为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并称“三桓”。叔孙氏这一支感到自己也受到威胁，其家臣司马鬷就鼓动其部众援救季孙氏，所陈述的理由在当时是很经典的，即作为家臣，凡事以卿大夫家族的利害关系为准绳，至于国事则属于不敢考虑之列（“不敢知国”，委婉地表明并非效忠于国君）。叔孙氏一出手，孟孙氏也进攻昭公，昭公只好逃亡。
　　卿大夫和家臣们居住在城邑之中。诸侯要削弱他们的势力，不能不从清除其根据地人手。因此，后来孔子向鲁定公建议：“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臣子不得私藏武器，大夫不能拥有周长三百丈的城邑）。事见《史记·孔子世家>。当时，家臣与卿大夫也存在矛盾，甚至据邑以叛乱。因此，孔子的弟子仲由担任季孙氏的主管时，就建议毁掉三家私邑，即所谓“堕三都”。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虽然叔孙氏先毁了邱城，但季孙氏毁费城之举激起家臣公山不狃、叔孙辄的反抗，打了一仗才得以推进。至于孟孙氏的成城，主管是公敛处父。他认为这个私邑是孟孙氏的依托，没有它也就没有孟孙氏，让孟孙氏假装不知道，自己坚持不毁城（“且成，孟氏之保障，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弗堕”）。后来鲁定公亲自率兵包围成城，仍然没有成功。
　　家臣被认为是后世官僚制度的前身。如今“官僚”在修辞学意义上有贬义，但在历史上却曾代表某种社会进步。家臣具备专业化的特点，主要从事管理活动，本身是特定社会制度的产物，又为维护特定社会制度尽责。他们看重制度赋予自身的权力，甚至为谋求更大的权力而不遗余力。他们内部具备严格的等级划分，其行为具备非人格化的特征。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管理经验，往往作为国家机器的实体而延续。家臣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僚，因为他们的任职还有血统上的考虑。但这些人的职位已经不能世袭，这一点和官僚是相同的。家臣和官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家臣效忠主人，官僚效忠国家（在家国体制下也效忠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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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窑头坯歌》：内源性传播和外源性传播的互动效应

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专栏
山围故国周遭在，浪打空城寂寞回
我们从零开始
——厦门大学传播学中国化探索的感悟
致敬华夏传播研究的开拓者
华夏传播研究如何切进中国文化的逻辑
抚今思普·几番风雨梦中情：追忆与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结缘之一二事
从“文化特殊性”反思华夏传播研究
——贺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成立二十五周年
愿厦门大学中国传播研究再创佳绩
我与华夏传播研究
纪念《华夏传播论》出版廿周年，致敬孙旭培老师

华夏文明传播研究
言行之间：华夏传播理论“行胜于言”的传播价值取向
“以女为媒”：古代政治中的女性及其媒介角色研究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传播致效观
儒、释、道文化的通俗化传播：《三菩提》

中华文化传播的学理建构
我国古代格言中传播的共同体观念
人文精神：中国媒介批评的理论之魂
节日广告在传播什么？基于春节广告的符号学研究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
新世界主义视域下的汉语国际推广：以2．0时代的孔子学院发展为例

海外华夏传播研究前沿
人类传播中的阴阳理论

华夏传播研究学者
返本开新：我眼中的邵培仁教授与华夏传播研究

年度报告
华夏传播研究：构建中国特色传播话语体系的坚定初心
学术动态
在历史与现实的观照中探讨中华文化传播问题
——“传统文化与传播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首届“华夏文明传播与企业家精神培育”研讨会侧记
华夏传播研究：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特色领域
——贺《华夏传播研究》正式创刊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学研究新视野
——评《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