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源自我试图反驳认知主义的主要论点：含混性源于我们不知道概念的精准界线，所以不需要修改经典逻辑。多年以来，跟大多数哲学家一样，我认为这个含混性的认知主义观点是明显地为假的。1988年，学术期刊《心灵》（Mind）的编辑西蒙?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邀请我评论罗伊?索伦森（Roy Sorensen）写的一本有趣的书《盲点》（Blindspots），这本书包含对认知主义观点的辩护。书中的观点并未说服我；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会让我们无知，而索伦森也没有提供明确具体的解释。还有一种处理含混性的方式――超赋值论――看起来比较适合。这种方式不同于其他常见的处理方式，例如三值逻辑或模糊逻辑，这些奠基于逻辑专技的处理方式总是看起来像是走入了死胡同。无论如何，我持续思考着认知主义的观点，因为对认知主义观点的典型批评似乎不是致命的。我们不清楚，这些批评是否假设了在“什么是真”与“什么是我们可检验的”之间存在一种可疑的关联。接着，我突然想到误差区间概念可以被用来提供一种明确具体的解释，以说明我们为什么不知道概念的明确边界，而认知主义观点开始看起来更可信。我在自己的著作《同一与分辨》（Identity and Discrimination，Oxford, Blackwell, 1990）中，尝试提出认知主义观点的一个弱版本。当批评认知主义观点的论证被更仔细地分析，这些论证的威力似乎会更弱。下一步是聚焦于“含混语词的意义只能在一种那些语词能被翻译的语言中被陈述出来”这个事实；把我们用来提供含混性理论的语言视为一种精确语言，这是错误的。马克?赛恩斯伯里（Mark Sainsbury）在伦敦国王学院的就职演说《没有边界的概念》（“Concepts without Boundaries”），帮助我看清了这个论点的重要性，xii尽管我们以相当不同的方式使用这个论点。这个论点使我们可能对抗一大堆非认知主义观点的论证，包含先前看似适合的超赋值论（super valuationism）（不过，我对超赋值论的批评不同于赛恩斯伯里在演说中提及的批评）。争论的天平似乎明确地倾向于认知主义观点这一边。用一本书的篇幅来处理这个议题，明显是需要的。本书就是成果。
本书中的部分内容在1990年底完成，当时我是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客座研究员。许多人促成了这次访问，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与艾琳?佩蒂特（Eileen Pettit）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位。也感激牛津大学学院与牛津大学允许我在那个学年延长学术休假。
泰德?杭德里克（Ted Honderich）体贴地允许我在这一系列丛书中用讨论含混性的书来取代一本原先计划讨论另一个主题的书。研究含混性问题的历史，其中我特别感到高兴的一个结果是，我更好地领会了斯多亚学派逻辑的丰富性。为此，我要感谢戴维?塞德利（David Sedley），因为他允许我从他与郎格（A.A.Long）合编的《希腊哲学家》（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的第1卷中直接引用他们的译文。
第七章与第八章的部分内容来自我先前发表在期刊上的两篇文章：《含混性与无知》\[Vagueness and ignorance.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66 (1992), 145162\]与《不精确的知识》\[Inexact knowledge.Mind, 101 (1992), 217242\]。我要感谢这两份学术期刊允许我使用这些材料。
对于针对本书的部分初稿所做的一些书面评论，我要感谢迈克尔?巴卡拉克（Michael Bacharach）、贾斯汀?布罗克斯（Justin Broackes）、迈尔斯?波恩伊特（Myles Burnyeat）、彼特?卡罗瑟斯（Peter Carruthers）、比尔?蔡尔德（Bill Child）、杰克?科普兰（Jack Copeland）、多萝西?埃丁顿（Dorothy Edgington）、蒂莫西?恩迪科特（Timothy Endicott）、格雷姆?富比士（Graeme Forbes）、布赖恩?加勒特（Brian Garrett）、比尔?哈特（Bill Hart）、多米尼克?海德（Dominic Hyde）、弗兰克?杰克逊（Frank Jackson）、罗赞娜?姬菲（Rosanna Keefe）、彼特?利普顿（Peter Lipton）、安德烈?马默（Andrei Marmor）、格雷戈里?麦卡洛克（Gregory McCulloch）、麦金托什夫妇（Karina and Angus McIntosh）、戴维?奥弗（David Over）、彼特?佩金（Peter Pagin）、菲利普?珀西瓦尔（Philip Percival）、菲利普?佩蒂特、马克?赛恩斯伯里、戴维?塞德利、乔纳森?萨顿（Jonathan Sutton）、查尔斯?特拉维斯（Charles Travis），以及戴维?威金斯（David Wiggins）。在雷丁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马克?赛恩斯伯里担任主持人，彼特?西蒙斯（Peter Simons）针对《含混性与无知》做出了回应，我很享受当时的讨论。我xiii针对认知主义观点、不精确知识等相关议题在许多大学做过报告，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人在报告后提出了重要问题，这些大学位于世界各地，包含布拉德福、布里斯托、剑桥（道德科学学会）、杜迪、爱丁堡、海德堡、利兹、里斯本、伦敦（大学学院）、新英格兰（阿米代尔）、诺丁汉、奥斯陆、牛津、昆士兰、斯特灵、斯德哥尔摩与乌普萨拉等大学。我还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莫纳什大学做过报告。另外在下列会议中，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人也提出了重要问题：1991年5月由里斯本哲学学会举办的会议、1991年9月牛津奥利尔学院针对逻辑与语言哲学议题举办的盎格鲁-波兰专题讨论会、1992年6月在卡斯蒂利翁切洛举办的第二届知识、信念与策略互动工作坊，以及1992年7月在雷丁大学举办的亚里士多德学会与心灵学会的联合会议。很遗憾，我只能不公平地挑出乔治?比勒（George Bealer）与彼得?孟席斯（Peter Menzies），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与本书的内容存在具体的因果关联。本书几个章节的初稿在牛津的课堂上使用，结果有着可观的改进；罗恩?克里斯雷（Ron Chrisley）、麦克?马丁（Michael Martin）与罗杰?泰克曼（Roger Teichmann）是其中不断提出问题的人。通过跟下列几位哲学家谈话，我也获益匪浅：玛丽亚?贝雷米亚（Maria Baghramian）、诺奥?布兰基纽（Jo?o Branquinho）、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戴维?查尔斯（David Charles）、基特?芬恩（Kit Fine）、奥拉夫?耶尔斯维克（Olav Gjelsvik）与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更不必说先前提过的那些人）。朱利安?克科黑克（Juliane Kerkhecker）引导我理解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的拉丁文。
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熟知伊丽莎贝塔?佩罗西诺?威廉姆森（Elisabetta Perosino Williamson）的人会猜到她是如何帮助我的，以及对我的帮助有多大。本书奉献给一位伯叔祖父与一位伯叔，我无疑地试图效仿他们的开明理性（除了其他事之外），尽管有成功也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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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赛恩斯伯里（MarkR.Sainsbury），《英国科学哲学期刊》（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含混性》为语言哲学与逻辑哲学的热点问题之一提供了一个完整且清晰的说明……将认知主义引导至一个新的深度。
——罗伊·索伦森（RoySorenson），美国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
★一本绝妙的书。许久未读到一本通俗、令人愉悦，且如此振奋人心的书了。
——亚当·莫顿（AdamMorton），《哲学书》（Philosophical Books）
★无疑，这本书将为未来提供一个标杆……对于当前可用的标准，是已经出版的研究。
——多米尼克·海德（Dominic Hyde），《心灵》（M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