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是受众ZUI多且系统化的文化读本，在启蒙个体文化生命、促成社会文化生产方面有着极为独特的文化使命。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亡国灭种之危机，激发出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使命感。他们以深沉的历史感和高瞻远瞩的自觉意识，用激情与灵感及我们难以想像的热诚，将自己对文化的总体理解和把握熔铸在一本本小小的教科书中，进行着文化的自救与创新，教科书在当时所担负的文化使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百年教科书不仅传承着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回响着时代的声音，担负起文化创新的重任。它浓缩了整个中华文明史，寄托着中国人一直苦苦追求的全部梦想。《弦诵之声——百年中国教科书的文化使命》是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内容为基础，立足于一万余册中国百年来不同历史时期教科书实物及大量史料，悉心梳理百年中国教科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演变轨迹，探寻百年教科书文化选择及其呈现与社会文化互为因果的关系，揭示百年中国教科书的文化图景，形成有关教科书文化使命及其功能的科学态度与价值视野。
《弦诵之声——百年中国教科书的文化使命》是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内容为基础，立足于一万余册中国百年来不同历史时期教科书实物及大量史料，悉心梳理百年中国教科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演变轨迹，探寻百年教科书文化选择及其呈现与社会文化互为因果的关系，揭示百年中国教科书的文化图景，形成有关教科书文化使命及其功能的科学态度与价值视野。
教科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教科书不仅复活了古老的文化，而且回响着时代的声音。它浓缩了整个世界的文明史，寄托了人类苦苦追求的全部梦想。”
教科书作为国家主流价值体系、民族优秀文化、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集中反映，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最直接的手段。
教科书这一薄薄的文本是读者最多、最特殊，又最被读者信赖甚至依赖、最耗费读者精力和时间、对读者影响最为深远持久的文本。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就是手捧着这小小的文本成长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有什么样的年轻人，也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的未来。
教科书是文化启蒙的核心文本，担负着实现以文化人的重要使命。教科书浓缩了整个世界文明史，能够在一代代年轻人那里复活古老的优秀文化。它力求把本民族认为最值得保存、最优秀的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我们的各种观念、情操和习俗构成的一套完整的体系，可以称之为社会文化。处于这种社会文化包裹之中的我们，“日用而不知”，但是正是这种社会文化，成为区分我们和“他者”、人类和非人的主要判断标准。在一定的区域内，各种宗教信条、道德信条和习俗、民族传统以及集体的文化观念等，超越了很多时空的限制，构成了某一范围内的人们的共同遵守的准则，而且，这种准则还增加了人们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成为人们团结一致的思想准绳。我们说，这种社会文化，对于社会的延续和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社会文化不可能通过亲子之间的代系传递自然获得，而是必须依托教育，或者更明确地说需要依托教育的主要抓手和载体教科书来习得、传播和巩固的——教科书是传承这些社会文化的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教科书是思想文化的稳定的传承者，传统文化是通过课本保存和传递下来的。其一，文化保存的基本载体是文字，但文字的活化就得要一代一代的人理解，身体力行文化，这就离不开教科书。其二，传统文化十分庞杂，只有经过教科书的筛选保留的内容，以及对这些内容的整合，才构成被传承的文化体系。某种意义上，教科书体系是需要被延续的文化体系的影像，不出现在教科书中的文化，是有危险被遗忘的。或者说，只有进入教科书的文化，才是得到强有力保存和传承的文化。比如，不管人们喜欢鲁迅与否，他们对于鲁迅的认识最初和主要来自于教科书中的鲁迅作品，几乎每一个上过中学的人，无一例外都读过鲁迅，都知道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这其中的功劳，当然主要应该归于语文教科书。语文教科书成为传承鲁迅这笔宝贵的民族精神遗产的主渠道、重要载体。同理，绝大多数人可能不完全知道《儒林外史》，但一定知道“范进中举”，这也应该归于教科书。
教科书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它利用自己独特的地位，选择、剪裁、重置浩大的文化之海中的少部分文化，使之逐步经典化主流化，并尽可能按照学生的心身特点实施教育，塑造学生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从而实现传统主流文化的传承和新文化的引入。教科书所推崇所宣扬的文化，基本体现了、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也基本树立了一定时期内的文化标准。正如知识社会学家迈克尔·阿普尔所说：“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学校课堂上，正是教科书为教学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条件，也正是教科书确定了什么才是值得传承下去的精华和合法的文化。”从中国教科书的内容看，在公私义利、人性理欲、忠孝节义、理智廉耻、仁爱孝悌、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等等基本传统精神与文化中，其传承性十分明显。它们是百年教科书传承的重心。
从理论上看，教科书的传承性实际是文化高度的稳定性和深刻的内在性的必然体现。教科书把经典化的文化内容——礼仪规范、纲常礼教以及风俗习惯等等呈现出来，让学生习得、应用，由此使之再经典、再巩固，并再传递下去，逐渐使之标准化，成为文化标准。
教科书在确立文化标准时，一般采用两种形式，一是在内容确定上，选择一些文化，突出长时段民族精神层面的，以及国家认可的主流文化价值；二是对于与主流文化价值相冲突的内容，采取简化、修正或者空无方式进行处理，放弃与主流文化价值相悖的东西。被选择的文化内容只是学生应接受的内容之沧海一粟。教科书就是一个“过滤器”，将某些文化内容略去，留下想留的。有的教科书也许更看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的更看重西方外来文化的引入，有的重文言文，有的重应用文，有的重鲁迅，有的重曹雪芹，有的要突出传统孝文化，所以21世纪的今天，给父母洗脚成为很仪式化的内容，有的则誓与旧的孝文化决裂。这类分歧涉及什么文化进入教科书的问题，涉及要传承、传播什么文化的问题，涉及以什么为当今文化标准的问题。
教科书对文化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创新往往密切相关。传承并非简单的对传统文化照搬照抄、一五一十地接受，还蕴含一定的整合、扬弃、重构，蕴含对外来文化的引入与创新，它们彼此激荡、共振，共同推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教科书传承优秀文化，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础，辅之以一定的外来文化，以帮助学生构建宽广的世界眼光，而不至于如井底之蛙般故步自封。教科书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引入和创新文化，成为新文化的推广和普及者，向年轻一代呈现丰富多样的文化。这在我国教科书发展和我国文化发展进程中都有强烈的印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近代中国，许多新知识新思想新理念的产生，不纯粹是来自传统知识的传承铺衍，更多的是在或吸收西学，或汲取东学，然后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相互交流碰撞的结果。其中教科书扮演着重要角色。毫不遮掩的说，“教科书常常很明确地尝试去创建一个新文化世界”。
从教科书意义看，所谓文化创新的过程，就是外来知识及其思想、理念、概念体系通过教科书引入，并进行创造性解读，使得外来文明与知识体系进入了中国文化系统，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互动，经过互动而最终溶入中国文化或成为中国认同的文化的过程。首先，教科书常常援引中国本土传统资源来解释西方文化概念，又选择性引介西方文明，通过特殊的意译方式，将外来文化植入中国传统，比如“国家”、“社会”等。早期教科书作为中外文化接触的载体，忠实地记录了西学东渐之初的双方的复杂互动。教科书对外来文化的引入与介绍，通过选择译词、人物、故事、国家，限定释义，不自觉地影响了中文语境中的文化观念与认识。教科书是本土读书人了解外来文化的最主要的知识来源。对于当时习惯于传统的经史子集学问分类的中国读书人，面对教科书等新型媒介带来的西方学科划分的新知识，本质上是一场脱胎换骨的大转变。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学术，这都是一场浩大的“知识生产”（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或知识创新，即近代以来，诸种西方知识如何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步在中国形成，并通过教科书等各种形式广为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可以说，教科书是最能够生产或创新公众知识的。历史的看，近现代教科书在西方文化的引进和创新上，在我国现代科学启蒙、政治民主启蒙、现代伦理启蒙上做出过重要贡献。
中文第一次出现“科学”一词是康有为译自日文。而科学一词的普及并被广泛接受，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科学理性的启蒙，在一定程度上竟然由清末民初小小的教科书所担当。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带来的洋务学堂和教会学堂的出现，特别是甲午战后，新式学堂及其学生大量增长，近代教育逐步走出精英圈子而面向广大民众，独立意义的科学教科书产生了，并大规模出现。科学知识如开闸之水，在中国势如潮涌。一旦教科书拥有了遍及城乡的海量受众群体，真正大规模引进和推广西方科学的工具就非这小小的教科书莫属了，恰如美国教授任达(Douglas R. Reynolds)所说：“在各类翻译材料中，对中国思想及社会最具渗透力和持久影响的莫过于教科书”。之所以“对中国思想及社会最具渗透力和持久影响的莫过于教科书”，原因之一是教科书数量巨大。新式学堂以来，教科书的出现几乎势不可挡，如洪水般决堤而来。承载着新思想新学说的书本只有成为海量读物或被海量传阅之后，其巨大的影响力才能迸发出来。原因之二是教科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非常经典、权威的价值，它几乎是正统、精华、真理的代名词，对人们影响大而深远。到21世纪的今天，教科书除了科学知识和方法上的系统传授外，最突出的是科学的文化观念成分——科学精神，包括科学态度、情感与价值观，以及科学的社会、伦理成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等科学文化。
现代民主政治作为一种精神与社会方式也是通过早期教科书引入并被千百万民众所初知的，是通过教科书普及并显示其力量的，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理念是通过教科书才得以浸润并激荡到社会各层面的。清末民初的中小学教科书从现代政法制度的宣扬、公民自治能力的提倡、公共事业与公德的推广等维度基本展现了理想化的民主政治图景，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民主政治话语体系，影响学生成为近代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力量。在一定意义上，清末民初教科书在启蒙的地平线上撒播现代文明的现实价值甚至超过那些思想家改革家。使科学、民主由少数知识精英关注的对象而成为浸润到社会民众的普遍思想、冲击和改变着人们的既有观念、塑造着国民新的精神与生活取向的正是浅显易懂、能朗朗上口的教科书，而不是精英们深刻的、曲高和寡的高头讲章。或者说，能够认同当时的思想家改革家的观点的人都是读着教科书成长起来的。
教科书在现代伦理精神的引入与普及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谓伦理精神，是人的自觉道德理念以及精神世界的展示，是人类对自身生命秩序的调节，也是调节社会成员伦理关系，构建完善的社会秩序的基本价值准则。伦理精神主要关涉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协调关系和一定社会整体发展的内在秩序体系，体现了在一定社会中的人们如何把握人生，如何调节人生从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秩序。同时它又体现了一定社会中的伦理规范、伦理行为的价值取向，因而是一定社会或民族社会生活基本秩序及其伦理品性的生长过程。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源远流长，且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表现出重群体轻个体、重私德轻公德等特点。鸦片战争后，洋务派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以改变当时国弱挨打的局面。但洋务派认为中国的传统伦理是无所不包的，也是万世永恒的，只需向西方学习“坚船利甲”的实用技术就能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中体西用”思想是在不改变传统伦理基础上来嫁接西方科技。此时，我们看不到关于现代伦理精神的内容。甲午战争后，知识精英们变法变制，试图救亡图存。“与知识精英对传统价值的怀疑相应的，是传统的价值结构的日渐解体。”严复在其著名的《原强》中，痛言“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并完整地阐释了“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之说。在这位思想先驱者眼中，中国人的道德革新，成为国民现代化的三大重要任务之一，“新道德出焉，而新民出焉”。 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民说》，风靡社会：“新民”应具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义务思想、政治能力、公德、私德，毅力等；崇尚自由、自治、自尊、进取冒险精神等。倘有如此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新民为今日之中国第一急务。”1907年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就认为“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也就是说直到世纪之交，富有现代伦理精神的“个人”、“人权”概念才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
从严复的“新民德”到梁启超的“道德革命”到陈独秀的“伦理的觉悟”，关注人权、个人、人的自然本质、高扬人的价值、人格尊严、追求平等自由的新的、现代意义的伦理精神的构建艰难的起步了。而在这一过程中，小小的教科书起了大大的启蒙作用。
清末民初的一些新式教科书，不断强调独立自主的健全人格的养成，关注自由平等观念的普及，推崇社会公共道德的遵守。教科书在新伦理精神的营造和普及中扮演着无以替代的角色。
教科书的历史发展过程告诉我们，教科书的应有之义，不仅仅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引进和传播新文化。百年中国教科书的发展，也确实这么做了，而且做得精彩，做得辉煌，尽管曲折多多，反复不断。
展望未来，教科书应更加精选优秀传统文化，在提升和复兴中华民族精神的努力中前行；教科书而应更加强调新文化的理解与呈现，引领学生提升更科学、更理性、更开阔、更包容、更有活力的文化理想和文化期待，实现社会的创新和人类文明进步，在养成学生时代精神、全球视野中，在培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追求的学生中，不忘初心，精益求精。
目 录
序言 教科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1
第一章 教科书及其文化功能.............................. 1
第一节 汉译新词“教科书”.......................... 3
第二节 教科书的文本特征........................... 24
第三节 教科书的文化功能………………………………………32
附录一：19世纪末至1902年期间以“教科书”命名的教学用书 54
第二章 清末民初教科书的文化价值...................... 57
第一节 19世纪末西学教科书的文化意义............... 59
第二节 清末留日学生教科书的文化价值................ 73
第三节 教科书对新文化的大力引入与全面推广.......... 85
第四节 教科书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坚守............... 109
附录二：1903年始，文明书局陆续推出的“蒙学科学全书”系列 119
附录三：留日学生编译教科书........................ 121
第三章 民国前期教科书的文化追求..................... 129
第一节 “教科书革命”的实施...................... 131
第二节 教科书文化语境的变革...................... 153
第三节 学制改革与教科书文化盛宴................... 160
第四章 国民党党治文化与教科书文化宣传................ 179
第一节 国民党党治文化的确立与党化教科书........... 181
第二节 国立编译馆教科书：非常时期的文化统整....... 206
第三节 烽火岁月教科书的文化认同.................. 215
附录四：以“党义”和“三民主义”命名的教科书....... 228
第五章 根据地教科书与红色文化的确立................. 231
第一节 根据地教科书中的红色文化................... 233
第二节 从《共产儿童读本》看根据地教科书价值取向.... 253
第三节 根据地教科书的抗战文化.................... 264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教科书的文化改造与文化重建..... 285
第一节 教科书对苏联“先进文化”的全盘借鉴......... 288
第二节 教科书强力建构社会主义文化................ 303
第三节 “文化革命”教科书和教科书的“革命文化”.... 322
附录五：“社会主义教育”课教材目录................. 340
第七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教科书的文化担当............... 345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与教科书的现代化憧憬............... 347
第二节 义务教育与教科书文化差异性的关注............ 366
第三节 课程改革教科书的文化担当.................. 380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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