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跨文化比较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学等领域，也是跨文化传播学术领域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跨文化比较作为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对在不同文化中获得的资料进行比较分析、验证假设，从文化现象的差异和独特性中，找出不同文化所具有的共同要素，以及文化中内含的某种规律或通则。进一步说，跨文化比较并不单独观照单一的社会或文化的某一方面，而是力求避免单一环境狭窄范围的界限，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寻找社会文化变迁的由来及科学解说，为研究者深刻把握人类行为提供可能。
在古希腊时代，一些学者就运用比较方法展开对希腊与波斯的社会与文化研究。19世纪的孟德斯鸠、孔德等也通过比较来确定和解释社会间的差异和共性。孔德还指出，比较方法作为实证科学的基础工具，可用来发现人类最基本的法则——进化法则。洪堡特在1836年出版的《论语言结构的差异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通过对人类语言结构的比较去探究不同的语言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不仅对后来的语言学研究有深远影响，也是了解早期人类学及其比较研究的历史的重要典籍。爱德华·泰勒在1888年发表的《制度发展的一种调查方法》一文，以多达350个民族单位的资料为基础，对社会制度各要素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被认为是运用跨文化比较方法的早期代表。博厄斯在1928年出版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中指出，比较研究不能局限于仅仅比较发展的结果，还必须比较发展的过程。在他的影响下，玛格丽特·米德在1935年出版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对新几内亚三个不同部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性别角色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的一些研究实践证明了针对中国与其他文化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度探寻中国与西方等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参照与发展的历程。20世纪40年代，许娘光出版的《中国人与美国人》在婚姻、政治、经济体制及观念等几个方面进行中美比较，并提出：美国人看重自我依赖的“个体中心”，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则看重相互依赖的“情境中心”。同期，费孝通出版的《被土地束缚的中国》选择了地处中国沿海地区的江村和云南内地的禄村、易村和玉村进行比较，通过社区调查逐步接近、认识社会的全貌，最终提出了有关中国土地制度的理论，并形成了有关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
三、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源自20世纪中后期西方语言学界面向符号和言语活动的研究，主要特点在于：探究话语和语境的关系，把握话语中隐含的观念结构、意义、认知和记忆，发掘其背后的价值立场、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以及思维方式，同时，考察参与话语活动的主体与社会事实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来自不同理论、有不同学科立场，有关话语的定义差异甚多。
在语言学的视域下，话语主要是指社会互动过程中呈现的丰富和复杂的语言和言语方式，包括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及两者的延伸部分。话语的物化形态，通常是大于句子的、连续的语言交际单位，“文本”是话语的一个向度，也是关于事物、事件或现象的叙事——叙事是基本单位，对话是根本条件。在语言学研究看来，话语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主要甚至是核心部分，日常生活多是通过语言生活实现的，日常会话、大众传媒、商务谈判、法律文件、文学作品等，都在话语的范畴之内——具有特定的意图、主观意向或特定的目标，反映着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并受到传者、受众、文本、语境、传播方式等诸多要素的制约。
1952年，泽利格·哈里斯（Zellig Harri）发表《话语分析》一文时，将话语分析的重心还放在语言文本上。其后，话语分析持续受到理论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语用学等语言学分支的影响，还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等学科吸收了经验，不再把语言仅看作研究者反映客观世界、表达思想的中介或工具，而是把语言当作研究对象本身；不是假设研究对象的叙事反映了什么事实，而是分析在不同的语境中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叙事以及这些叙事被建构的过程和效果。
在语言学话语分析的实践中，主要秉持三个基本观念：第一，说话者会受到特定语境的影响；第二，说话者会有策略地运用语言以达到自身的目的；第三，有策略地生成或理解语言活动，受到特定文化的一定影响。话语分析对话语与语境关系的重视，也体现了质性研究重视语言的理念：语言不只是反映世界事物与表达主观认识的媒介，也是构成社会活动或社会现象的主要因素；话语的意义是在历史和文化中生成的，并随着历史的变化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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