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巍，宁夏贺兰人，翻译学博士，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访问学者，《国际翻译与应用语言学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and Applied Linguistics）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研究和典籍翻译批评。共出版译著4部，专著1部，编著教材2部，主持并完成省部级课题2项。以首作者在《外语教学》《外语学刊》《上海翻译》等CSSCI来源期刊和外语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中国传统译论”是指在中国传统言意观影响之下的、自成体系的传统翻译理论。中国传统译论是我国翻译理论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时至今日，西方译论几乎垄断了国内翻译研究，而以中国语言哲学为特色的一套中国传统译论，如“名实”“言意”“形神”“文质”“化境”“神似”等却“缺席”当代翻译理论。2017年中华学术期刊网上能检索到以“翻译”为主题的所有研究论文共172395篇，其中以“传统译论”为主题的仅有880篇，所占比重只有0.5%。
　　中国传统译论的研究集中在国内，根据研究内容大致分为中国传统译论资料汇编、历史编撰（包括翻译史和译论史）和理论阐释三大部分。这三类研究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很多情况下相互交叉、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基本格局。目前中国传统译论研究在历史编撰和资料汇编两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马祖毅2006，罗新璋、陈应年2009，MARTHAPY2006），但理论阐释部分相对滞后。在西方译论的影响之下，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阐释很快脱离了对标准的讨论，研究问题日益深化和细化，传统译论中的主要理论专题及概念、范畴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梳理与阐述，在资料征引和义理阐发上也较前人有所进步（孔慧怡2001，朱志瑜2001，王洪涛2005，杨全红2010，傅惠生2011，傅惠生2012a，傅惠生2012b）。其次，研究的视野有所拓展，出现了从思维特征、认知模式、表述方式及其内在体系结构等方面对传统译论的整体性、综合性考察。目前比较系统地探讨中国传统译论的著作有三部：《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王宏印2003），《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张思洁2006）和《中国传统译论专题研究》（吴志杰2009）。此类研究是实现对中国传统译论体系的整体把握以及进行现代阐释的一条有效途径，对实现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译论的社会文化阐释》：
　　魏晋时代，以王弼为代表的“言不尽意”“得意忘言”一派主张儒、道两家宗旨相同，皆不执着于文字而在于言外之意，象外之旨。“得意忘言”调和儒、道两家，在整个魏晋玄学中处于统治地位，对待经典注重得其意旨而非寻章摘句，故早期格义中概念比附的方法就不可取了。以己度人的格义方法，是佛学传人中国之初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但真正要借鉴他人发展自己的思想，必须首先对外来的思想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早期佛经名词的格义是佛教“变夷为夏”的重要手段，但格义对佛经义理的歪曲已经引起了道安等人的关注。因而到了东晋和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太玄学化的佛学解释产生怀疑和批判，开始探求佛学真义和核心。鸠摩罗什及其弟子对以前的旧译名做了一番清理和重译的工作，其中既有音译，也有解释性的意译，宗旨是还原本义。《维摩经》是印度早期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此经在中国前后共有7个汉文译本。但所有译本当中，以鸠摩罗什译本流传最广。日本学者中村元将鸠摩罗什译的《维摩经》藏文译本和其他汉文译本对照，发现鸠摩罗什译本同原文有差异。例如藏译本（或印度原文）强调对欲望的否定，但鸠摩罗什译本对人伦义务表示肯定。原文并未出现而由译者插入的“孝”“忠孝”等词语比较多。如“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转引自刘建，1994：9）。此外，《大智度论》详细罗列饮酒的三十五条过失，其中十三条为不知敬母，十四条为不知敬父。这种“母先父后”跟印度原住民的母系家族制度有关，但却不符合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在鸠摩罗什或其门下弟子的汉译本中改译为：“十三者不知敬父，十四者不知敬母”（转引自刘建，1994：14）。可见，鸠摩罗什一方面清除粗浅格义对经义的歪曲，使佛经翻译走上了寻求真义的道路，另一方面仍不得不向儒家社会伦理思想靠拢。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献类型更加丰富。其中佛教义疏特别重视经义的辨析和阐发，具体方法则注重议论和辩难，比单纯的文字对译多了自由发挥的精神。鸠摩罗什译经时随讲随译，讲解的内容记录下来，就成为义疏。这是随着佛经的译介增多而产生的佛学著述体裁。义疏不同于严格的佛经译本，掺杂了在中国思想土壤上研究佛典的个人心得体会。在中国佛教史上，义疏这种体裁是外来佛典本地化、中国化的成果，也是佛教“变夷为夏”的具体形式。两晋南北朝也是一个伪翻译大行其道的时代。伪翻译假托译作，借题发挥，但真实地反映了翻译的接受环境，是外来佛教“变夷为夏”最直接、极端的方式。在此期间，伪翻译的动机也更加多样化，除了与中国传统思想相调和，也有出于政治目的，通过假托虚设等手段鼓吹或歪曲特定教义。北魏僧人昙靖伪撰的《提谓波利经》以佛教五戒拟配汉儒的五行、五常、五方。这种比配，致力于外来的佛教思想与中国本土固有理念之间的相互融通，也是佛教“变夷为夏”的最好例证。类似的佛教著述通过深入系统的“变夷为夏”，创造性地实现佛教的“中国化”，并进一步促成中国学术的转变。此类佛经著述基于翻译，但又不局限于翻译，使佛经翻译与佛教其他著述形式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
　　南北朝时期不仅介绍印度佛教，更自觉地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进行系统梳理，“教相判释”或“判教”盛行。“判教”是以释迦牟尼一生所说的教法作为一个整体，按其时间的先后或教理的深浅予以分类、分析、判别和解释，以判断其层次、价值和意义。判教盛行于南北朝时代，鸠摩罗什及其门下慧观的判教对中国佛学发展影响深远。判教的结果是对众多佛经的系统整理，但却出于中国人的主观判断，并合理反映时代的需求，成为中国人发挥外来佛教思想的重要途径，也是区别佛教不同宗派的主要依据。如慧观将佛法分为顿、渐二教，于渐教内又分为五时：三乘别教、三乘通教、抑扬教、同归教、常住教。净土宗的先驱昙鸾依龙树《十住毗婆沙论·易行品》之说建立“难行道”和“易行道”理论。认为在无佛时代，只靠自力难成正果，此属“难行道”；而凭借阿弥陀佛的弘誓大愿，愿生净土，是“易行道”。后者简单易行，只要每日专称佛号，即可借他力往生。根据判教思想对佛典进行有序整理的是佚名所撰的《众经目录》，它依慧观“五时判教”的学说，设立了“大乘经录”“三乘通教录”“三乘中大乘录”“小乘经录”“大小乘不判录”来区分佛典，对佛典的结构体系进行了初步归摄。后世编撰的《众经目录》从各个方面继续对传世佛典进行整理、鉴别、编排，逐步将印度佛典整合成一个相互融合的有机整体，形成了汉文大藏经的完整体系。南北朝的判教在中国佛教史上意义重大，它直接促成了隋唐时期佛教各宗派的产生，初步确定了佛典的结构体系，为汉文大藏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有了系统化的判教，中印佛教之间的系统差异越来越明显，中国佛教日益走向独立。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对佛教进行“判教”，是佛学“变夷为夏”的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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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综述
第一节 “翻译”和“中国传统译论”的界定
第二节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回顾
第三节 中国传统译论现代阐释中的问题
第四节 当代翻译研究对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启示
第五节 何为中国传统译论的社会文化阐释

第二章 “名从主人，物从中国”的社会文化阐释
第一节 春秋格局与“华夷之辨”
第二节 “华夷之辨”的经典化
第三节 从“华夷之辨”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

第三章 佛经翻译中“重质”与“格义”的社会文化阐释
第一节 两汉三国佛经译论中的重质与格义
第二节 两晋南北朝佛经译论的社会文化阐释
第三节 隋唐以后的“格义”与“五不翻”

第四章 明清之际的“西学中源”与“翻译一会通一超胜”
第一节 明末清初西学翻译概况
第二节 从“华夷之辨”到“利玛窦规矩”
第三节 从“华夷之辨”到“西学中源”
第四节 徐光启的“翻译一会通一超胜”

第五章 清末民初西学翻译中的“中体西用”
第一节 清末民初西学翻译概况
第二节 “华夷之辨”与“中体西用”
第三节 “华夷之辨”与严复的翻译理论及实践
第四节 “华夷之辨”与梁启超的“中西化合”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