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学识广博，他的治范围方及史学与史学史、哲学及思想史、文化学与文化史、政治学与制度史等，可称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为传统国学中的“通儒之学”。所以，有人把他称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最后一位读书人”。

钱穆和历史

钱穆的一生，一直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他先是自学成为小学教员，随后发表著作进入大学执教，最后离开大陆到香港、台湾讲学。钱穆不仅是一位历史研究者，也是一位历史的见证者。在他所生活的近百年里，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但痛苦没有将他变成尖刻的批评者，反而让他如苏东坡那般，越多磨难，便越是温柔。

大陆、香港、台湾的文化苦旅

有一年暑假，钱穆在香港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自己创办的新亚书院一间空教室的地上。这时前来看望他的学生，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看到了这一幕，心里不禁为他难受。余英时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您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余英时便去商务印书馆给老师买了一部，回来的时候，钱穆仍然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如同一叶被浪拍打过的孤舟。

这是历史学家余英时对他的老师钱穆的一段回忆。那时的钱穆身患疾病，形单影只，刚刚在香港创办起了新亚书院。

钱穆先生本为江苏无锡人，七岁入私塾，十七岁辍学后自学，十八岁时开始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自此，他的青年时光大半就在家乡中小学的那三尺讲台上度过了。

直到三十六岁的时候，钱穆因《刘向歆父子年谱》而成名，通过北大教师顾颉刚的推荐，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

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享有很高名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询问大家对学校的印象。在会上，钱穆直言不讳地说：“初闻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学校，让我对它充满了向往。但是来了之后，感觉大不然。入校门就见‘M’楼、‘S’楼，这是什么意思？所谓的中国文化哪里体现得出来？最好还是命以中国名称。”事后，燕大召开校务会议，讨论了钱穆的意见，并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以中国名称命名。

钱穆在北平居住了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抗战时期，他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

因为不合于当时批判历史的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五十五岁的钱穆离开故土只身去了香港，从此告别了大陆的亲人。随后，他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且坦言自己的想法：

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如今，新亚书院已经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成为香港文化历史上的一座丰碑。钱穆的尝试是成功的。

在香港转眼又是十八个春秋，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自港抵台，从此定居台湾。

钱先生早年曾居住在五世同堂的大宅“素书堂”附近，于是他就以“素书楼”命名台湾的新居。在新居的庭院里，他还特意种上了家乡的植物：苏州紫竹。在台湾的钱穆专注于讲学与著述，由于患病，他视力逐渐下降，后来不得不由夫人执笔记下他口述的一些观点，结集成《晚学盲言》。

1980年夏天，八十五岁高龄的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了香港，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陆的三子一女相见。次年他再到香港，与长女长侄相见，1949年之前的那段历史，让这个热爱历史的人失去了太多与家人共享天伦的机会。

钱穆先生临终前曾有遗嘱：即使人不能回到大陆故乡，也要葬回去。为了完成钱穆魂归故里的遗愿，钱夫人将他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等待着归葬大陆。直到1992年，钱穆的骨灰才由台北经香港辗转送抵上海，于傍晚到达苏州，最后被撒入苍茫的太湖。这位劳碌一生的国学大师，终得偿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