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泱泱华夏，远古中国，悠悠历史文明深处，掩藏着一座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宝库。
古代圣贤先哲，独领风骚，洞若观火，那些极具魅力的深邃智慧，堪称超前的治国理政观念，历久弥新的家国情怀，超越时空的经典表达，时至今日，愈加具有普世意义的宝贵价值。
那是一座万古不息的古老灯塔，引领着人类社会拨云驱雾，扬帆远航。
那是一颗浩瀚夜空的北斗星辰，导引着华夏中国校正航向，放飞梦想。
那是一束照进人类灵魂黑屋的雷霆电光，呼唤着炎黄子民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当我们踏上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怀揣中国梦的辉煌憧憬，内心怦然涌起一股强烈的渴望，期盼轻轻敲开古中国之门，疾步走进历史文化宝库，挖掘发现治国理政的博大智慧，汲取获得推动现代社会政治文明及民主进步的丰富营养。
这是一次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深情回望；
这是一次华夏民族治国理政初心的精要解读；
更是一次中华古老文化世界性价值的哲学思辨。
第一集 天下之中
六千万年前，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天柱折，天倾西北；地维缺，地不满东南。”山崩地裂，天塌地陷，广泛发育而成了绵亘千里的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经过强烈的地壳活动，最终形成了晋南盆地与黄河谷地之间的中条山，还有这一泓晶莹剔透的盐湖水，阡陌纵横六十里。
在中国黄土高原版图上，地处山西晋南盆地的运城，因“盐运之城”而得名。
河东盐池，远古龙山文化时期，就以盛产“解盐”闻名于世。
图片1.1、运城盐池
又称盐湖、河东盐池，位于运城市南，总面积132平方公里，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运城盐池自古就以产盐著名。传说舜帝时期，人们就在夏天捞采水池内的天然结晶盐。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成为全国著名产盐地。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称其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活化石”。
晋南运城，古称河东，坐落于黄河中游，北依吕梁山，东峙中条山，南隔黄河，与渭南、洛阳相望，处于伊洛河、汾河和渭河三河交界的中心地带，钟灵毓秀，肥土沃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孕育了古中国传统文化多姿多彩的璀璨瑰宝，光耀四海，享誉全球。
这里最早叫中国
“古中国”作为华夏远古文明历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地理和历史文化概念，始终伴随着晋南历史的前进脚步，历经五千年逶迤长河，正从历史深处款款走来。
华夏上古时期，人类还处于原始蒙昧混沌状态。那时尚无严格意义上的记事文字，或许仅有的原始少量骨刻文字，难以翔实记录人类活动的轨迹。关于人类活动的史实记述，关于部落首领号令天下的治国理政之道，千百年间，形成了史诗般世代口耳相传的古老神话传说。
大约两千多年后，重要典籍《尚书》、《大戴礼记》、《左传》、《国语》、《竹书纪年》、《史记》等众多文献，依据民间传说或残存遗迹，开始用简约精要的文字，概略记述了三皇五帝生平轨迹的些许碎片。
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开篇记述道，神农氏治理晚期，部落首领的权力已经衰落，诸候相互侵伐，天下乱世。“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轩辕黄帝乘胜兴起，得到了各路诸候的拥戴。
黄帝“北清涿鹿，南平蚩尤”，先在阪泉打败了炎帝，炎黄两个部族合二为一，后又率领诸候决战涿鹿于蚩尤。西元前2697年，黄帝通过数次重大部族战争，最终完成了华夏族的大统一。
黄帝成为中原部落联盟首领，位列五帝之首。
华夏文明，以轩辕黄帝为原始起点，开始告别野蛮蒙昧的原始状态，文明细胞急速分裂发育。氏族社会经济逐渐繁荣，文化日渐发展，部落管理渐趋成熟。仰韶文化的成熟突进，为其后龙山文化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
司马迁记载说，轩辕黄帝之后，部落联盟首领分别是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同根，血脉相一，他们都是华夏民族的原始先祖。
图片1.2、盐池神庙，
供奉盐池神之庙，中国唯一的一座盐池神庙。坐落于运城市南2公里的土垣上，坐北朝南，临盐湖而建。始建于唐代，历代受封并受奉祀。
2005年9月23日，全国虞舜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八届年会召开，一百三十多位先秦史专家学者，相聚“中国先秦史学会尧舜禹研究基地”运城。
这次会议，基本厘清了虞舜文化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程。
与会专家提出，晋南是中国上古时期历史舞台的核心，从黄帝至尧、舜、禹、夏、商、周时期，文化遗址在晋南形成了一根非常完整的历史链条。古中国辉煌的历史文化，在运城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充分展现。
著名历史学家苏秉琦，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写道：大致在距今四千五百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晋南。晋南兴起陶寺文化，它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群中的中心地位。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的最早“中国”，奠定了华夏的基础。
清华大学史学专家李学勤认为，先秦时期，中央政权诞生在黄河流域，中国文字也产生在黄河流域，这些事实充分说明，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从五帝以来，黄河文明始终处于中华文明的中心。运城是华夏发祥的核心区域，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区域。
台湾历史学家姚荣龄，经过对河东多次考察后认为，“中华”的“中”，指的是太行山系的中条山，“华”指的是秦岭山系的华山。“华夏”一词中的“夏”，指的是历史上的大夏民族，它的繁荣正是以尧舜禹的活动为特征，其史迹范围就在河东一带。
日本历史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中提出，“中国最古老的文明兴起于河东盐池附近。夏商周三代的国都大体上位于消费盐池的地区。毫无疑问，盐池就是三代文明的经济基础。”
帝王所都曰中国
1988年的全国高考语文试卷中，有这样一道试题：
史书记载，夏代以前的尧舜禹，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所以史称舜即位要“之（到）中国”。后人解释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由此可见，“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一块地方，即“帝王所都”。
“古中国”始终是一个紧紧伴随华夏民族历史进程的文化现象。
图片1.3、何尊
1965年出土，铜尊内胆底部，有一篇一百二十二个字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建筑陪都的重要历史事件。考古出土文物中，首次在何尊铭文中发现了“中国”这一词汇。
1965年，陕西宝鸡县东北郊贾塬村，出土了一件西周青铜酒器“何尊”。铜尊内胆底部，有一篇十二行，共有一百二十二个字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建筑陪都的重要历史事件。
考古出土文物中，首次在何尊铭文中发现了“中国”这一词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意思是，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御民众。
这是“中国”两字作为词组，地下文物考古挖掘发现的最早记录。
“中国”一词在典籍文献中，见于《尚书?梓材》篇：“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意思是，天神已经把都城及附近地区的人民和土地，托付给周武王治理。
上古时期，华夏大地，方国林立，史称“夏有万国”，“商国三千”。
部落联盟首领的建都之地，为“万国之中”，“中央之国”，故称“中国”。
远古时期“中国”这一称谓，还不是指政治形态的“国家”。最接近“中国”本义的，应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专指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即为“天下之中”，中央之邦。
东汉经学家、训诂学家刘熙，在《释名》中解释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诗经?大雅》有一首“民劳”歌：“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歌词的大意是，惠及王国都城的百姓，安抚四方的人民。
古中国时期，中国常与华夏通用。中国亦华夏，华夏亦中国。
“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
唐孔颖达注疏说：“华夏为中国也”。
“华夏”所指为中原诸侯，也是汉族前身的称谓，所以“华夏”至今仍为中国的别称。
华夏族人，自称“中国”，而把周围四边的民族称为南蛮、东夷、西戎、北狄。
自汉代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
而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也以“中国”自居。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却将南朝叫作“岛夷”。而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北魏为“魏虏”。
宋代，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而且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
据考古发现，晋南作为部落联盟的都城，起始于尧舜禹时代。
大约四千五百年前，尧舜时期，晋南已经成为当时诸多邦国的中心。
东汉皇甫谧，专述帝王世系的历史著作《帝王世纪》，对此作了清晰表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统天下四方。”
“华夏第一都”古安邑遗址，就在今天的运城夏县境内。
顾炎武《日知录》中，对“冀州”解释说：“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以冀州为中国之号。”
肇始黄帝神话传说，延至尧舜禹建都，以至夏商周三朝，华夏族的部落国都，均以晋南为中心。
河东运城，作为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区，绵延不绝，六代相继，历时长达二千多年。以河东为中心，进而辐射南蛮、北狄、东夷、西戎普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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