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危亡之际现代民族国家情怀的逐渐形成
古代中国在政治共同体的认识上只有家国观念，没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或者只有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即以宗族、皇权、儒家文化为政治认同的符号，而不是以现代国家作为自己效忠的对象。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逐渐从与西方列强地不断被动交往中、在与西方列强屡战屡败地交锋中，逐渐地由愤怒到悲情、由悲情到冷静，不断地完善关于维护自己共同体利益的思想和实践，从而形成了科学理性而又深沉情感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血与火的痛苦的心路过程，也是中国人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简单的家国一体的意识到宽广的中华民族的认识过程。
民族国家意识作为一个西方概念，晚清才引入中国。在此之前，中国社会的“家族社会”同西洋近代的“个人本位社会”格格不入。中国“有族民而无市民”，中国人倚重家庭家族而缺乏集体生活，从这种文化传统发展下去，不可能形成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一个大地方的自治亦难构成。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里只有天下、王朝、家族的观念。天下是一种“至真、至美、至善的最高价值”，a是超脱尘世的“道”，而宗法家族和王朝作为“天下”在人间的载体，以政治、社会等制度规范为表现形式。普通百姓同王朝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正如冯友兰所说，一般百姓“与皇家之关系，是很疏远底”。他们承担“完粮纳税”的义务，当朝者负责“保境安民”，除此之外，一般人民不管国，国亦不管人民，正所谓“天高皇帝远”。人们通常只需要处理个人与家族宗法之间的世俗关系，以及个人与天下之间的心性修养关系。近代西方列强入侵时，绝大多数国人仍受传统家国天下观支配，并无亡国灭种之危机意识。当时“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孙中山所说的“国族主义”即源于西方的民族国家意识。显然，这是晚清来华的西人和少数接受西方思想的先进分子在中国寻不见的。他们只看到似“一片散沙”的中国人。他们的状态正如民谣《击壤歌》所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在华的日本人都注意到，这样的“历代异姓革命之国”，一般百姓对于“国王之为刘氏或李氏，乃至或英或俄或法，一切无所容心”。他们“官贼同视”，只顾个人眼前利益，对于国家、政治“绝不闻问”。少数留过洋的先觉者要想促全体国民“醒其迷梦，使知国家为何物，民权为何物，自由为何物，其日尚远也。”于是唤醒普罗大众的民族国家意识成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强主题中的一项重要命题。它关系着“中国人的团结力”，也是评判中国近代史上若干历史事件进步或倒退、成功或失败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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