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之梅，山西太原人，文学博士，现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柳亚子与南社研究会会长，《中华南社论坛》主编，山东省近代文学学会会长。先后师从山东大学文学院袁世硕、郭延礼二位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毕业后致力于元明清、近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出版《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南社研究》《明清学术与文学》《元明清文学史》《明清文学精神》《钱谦益诗选》等学术著作十数种，主编并撰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晚清文学”卷，参加撰写全国高校教材《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佛学研究》《文史哲》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一股项目3项、教育部社科项目1项，目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南社文献集成与研究”。
　　
　　孙学堂，山东邹平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主要论著有《明代诗学与唐诗》《崇古理念的淡退：王世贞与十六世纪文学思想》等。

本书为“文学史研究问题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合集，书中对文学史研究的问题与方法进行了多种角度的研究分析，涉及许多文学史现象，时代跨度大，文体类型广，研究视角新颖独特，论证翔实，展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文本研究可以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但不能成为唯一或最终的方法，并且文本研究必须要有清晰、明确的目的。文本比较之余，我们要做什么？这是为了什么？我们所有的文本研究，最终能否为文学研究打开一扇更为敞亮的智慧之门？
　　近30年来，文献搜集与整理无疑占据了文学研究的半壁江山，从先秦经典文本的校注，到明清、民国非经典文本的标点、校注，此类成果几乎成为各大出版社的首类选题。最近几年来，各大出版社与研究者又不断求大、求新、求全，系列丛书、断代或通代诗文集全编、文献集成式选题不断出现。这种集体式成果，确实为学界提供了崭新的学术气象，其意义笔者目前无法评判。
　　文学本体的研究也有一定深化。第一，跨学科研究不断深化。音乐文学、宗教文学、出土文献与文学、文学地理学、家族文学等，都呈现出逐渐成熟的研究气象。文学与其他学科“两层皮”的现象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借助其他学科对文学文本的深度解读与研究。第二，文学接受与传播的研究渐趋深入——从一个文学文本的共时性接受与历时性传播，到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学接受与传播。这种研究虽然尚未上升到理论高度，属于文学史描述层面，但也确实具有一定的现实文化意义。第三，作家、作品的研究更趋深入与细致。例如，关于文人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作家文学思想的评价转换到结合研究对象自身的学术修养与人生、学习、交游的经历，来看其文学作品的产生；对作品的研究，已经从笼统的文学特色、文献考据深入到文本内部分析其蕴含的文学意义、其产生的经学或历史背景、其所体现的作家本人的精神寄托或其他隐喻。第四，文学史的研究虽然不断有新作出现，但结合具体历史事实的文学史总结还较为缺乏，尤其是断代文学史值得重新考虑。第五，文体研究逐渐成熟。20世纪文体研究较少，进入21世纪后，中山大学吴承学领衔的团队不断推出文体学系列成果，引人瞩目。需要注意的是，文体并非一个孤立、僵.化的个体，而是与作家本人的思想、作家本人所处的时代的文学发展或文体变化密切相关，应该对文体在特定历史时段的发展变化情况予以关注。
　　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研究重新受到注意。20世纪90年代，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研究，王运熙先生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张少康、童庆炳等先生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曾经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他们结合古代文学的传统，在文献辨析、文本细读基础上得出的研究结论，令人信服。进入21世纪以后，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这种研究方法逐渐式微，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张峰屹《西汉文学思想史》继承了文学思想研究的传统。左东岭的“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意图继承罗宗强先生的衣钵，在文学思想研究方面推出新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中华文艺思想通史”，则是另一种思想史研究思路。符合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理论的研究，目前还较为缺乏。目前的古代文学理论还多是文献、文学“两张皮”，《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艺概》一类的总结成果尚未出现。本人预测，下一个学术热点，应该是文学理论研究。
　　第四，需要反思文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提法。
　　20世纪90年代，尚无“问题意识”的讨论。21世纪以后，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个话题被提出来，并为文学研究者所接受和使用。研究者为了深化研究，不断在论文中自己“设问”，并尝试解决一些与文学有关或无关的问题。在此，我们需要追问：何为文学的“问题意识”？其边界在哪里？我们的文学研究不能没有“问题”，但必须杜绝“为问题而问题”。这个“问题”，必须是文学研究对象在特定历史时期遇到的文学问题，不应该是研究者为研究对象设定、虚拟的“文学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三段论模式，必须杜绝。
　　第五，文学研究者应该具有人文情怀，具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和理想。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文学研究者很少将个人研究与金钱、利益挂钩。但随着国家、社会对人文学科的关注，投入越来越大，利益越来越多，使得部分研究者难以忍受寂寞。
　　文学是什么？文学为了什么？我们世世代代都在追问。我个人以为，文学就是抚慰我们浮躁心理的镇静剂，可以为我们的思想和心灵提供暂时栖息的港湾，可以养护我们的精神和理想，激励我们对存在和守望保持一份耐心和信心。
　　我个人认为，名利固然重要，但研究者仍然需要保有个人情操、固守文人情怀。
　　第一，我们要认识到，金钱、名誉、地位、职称、职位固然重要，但都是临时的，只有自己创造的学术成果才是个人实实在在能够传世的东西。
　　第二，我们的研究，不能在本单位、本学科、本圈子里沾沾自喜，应该具有世界视野与民族、国家意识，不仅要关注文学研究在本学科、本单位、本国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还要关注海外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研究到了什么水平，他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我们有何启示。如果完全忽视他们的研究，我们怎么能够做到了解世界？我们怎么能够说对本学科的研究已经非常熟悉？我们的文学研究除了自得其乐的个人满足，还要有对国家、社会、民族未来发展的人文关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算是真正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精神的文学研究者。考虑自己少一点，考虑文学多一点，考虑民族的文化、文明多一点，我们或许会少一点浮躁，多几分平静。
　　第三，我们需要讲文格和人格的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文人气节，并常将文人的文格与人格联系起来。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某些文人的附逆、贰臣行为虽然值得同情（如汉代李陵、扬雄，三国谯周、郤正等人），但“大节有亏”的污点始终难以抹去。
　　现在，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民族的概念也在发生变化，如何看待古代社会中的贰臣、逆臣、奸臣的文艺作品？一方面，我们认同他们在文艺创作中的某些成绩，并理解他们在特殊年代、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政治选择；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尊重人类历史上对公平、正义的共同认识，必须对他们人格上的卑污予以谴责。我们不能用今天的国家、民族观念将其人格与文格混为一谈。

大文观与中国文论精神
“文”名的确立与“文的自觉
近30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中国文学史撰写的”文本“立场及其创新维度
空间、地理方法与古代文学研究刍议
“天地之心”的文学理论价值
无目的游走：一种被诗意化的行为方式
袁枚的咏史诗批评观念与风格追求
试论中国古代赋史女性审美传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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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谶纬考论
“俗讲”与西汉故事简《妄稽》《神乌赋》的传播
关于曹丕《典论》的几个问题
抚剑风迈：从《命子》诗看陶渊明与家族勋业传统之关系
论《桃花源记旁证》的文学阐释意义
微臣、人父与诗人
两宋理学“孔颜乐处”的话语义蕴、诗学表达及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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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台阁文学中的快乐图景与抒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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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蒙阴公民作家的反拟古立场及其文学业绩
东淘遗民诗群及其交游圈的形成
乾嘉时期“浙派启变”与“杭诗流变”
阮元及学海堂学人群体的八股文批评
中国文学的”世纪之变
程恩泽、祁寓藻诗学异同
掌心、尊情与诗史
杂语并生 多元共存
论《十四朝文学要略》的文学史书写
角度变换与方法更新
超越“镜式转译”：“被杀前获救”母题的叙事功能及中外渊源
论六朝地记与志怪“小说”
文人独创与章回小说的新变
论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的“流动性”
《九宫正始》所存元代南散曲的曲律学考察
元代散曲叙事性的戏曲史考察刍议
汪石青戏曲创作考论
南九宫“仙吕入双调”谜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