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生于1980年，山东人，文学硕士。现居深圳，任教于某高校。已在《人民文学》《当代》《天涯》《山花》《中国作家》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部，并有多部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转载和入选年度选本。出版小说集《木兰辞》《我想要的一天》等。曾获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提名奖、《人民文学》首届柔石小说奖、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具潜力新人”等奖项。

邵丽，生于1965年，河南西华人。现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物，多部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等转载和入选多种年度选本。出版有《寂寞的汤丹》《明惠的圣诞》《我的生活质量》《挂职笔记》《糖果》《迷离》《北地爱情》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第二届“河南文学长篇小说奖”、河南省长篇小说政府文艺奖等。有部分作品译介到国外。

弋舟，生于1972年，江苏无锡人，现居甘肃兰州。中国作协会员。有大量长中短篇小说刊于《人民文学》《花城》《上海文学》《大家》《天涯》等文学刊物，部分作品辑入若干选本，并被选刊转载。著有小说集《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等，系列中篇小说集《刘晓东》，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春秋误》等，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随笔集《从清晨到日暮》等。曾获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青年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提名、黄河文学奖、敦煌文艺奖等。

弋舟《所有路的尽头》

一

四十岁生日是邢志平陪我一起过的。我们俩的生日相差无几，几乎可以算作是同一天。这样也可以说成是我陪他过的生日。四十一岁的生日，还是我们俩一起过的。今年我四十二了，邢志平却再也不能和我一起喝杯酒，继续接着往下长。他死了。

接到这个消息后，我独自出了门。天已经黑下来了，空气滞重，有股沉甸甸的分量。遁入夜色，我有种挤进什么里面去的感觉。步行十多分钟，我走进了那家小酒馆。

酒馆的老板以前是位拳击手，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给自己的酒馆取名叫“咸亨”。他可能是得了什么人的指点。混熟后，有次喝酒的时候我告诉他：不如叫“泰森”。这家小酒馆卖散装的白酒，下酒菜除了驴肉板肠，就只是些花生米、拌黄瓜之类的小菜。酒才是这里的主题。现在兰城这种馆子不少，在我眼里，算是中式的酒吧。我出国十多年了，几年前加入了新西兰国籍，但国内的身份一直还在。这肯定不合法，好在暂时没人追究。我是位画家，以前还做过大学教师，但这几年回到国内，却喜欢和小酒馆老板这样的人结交，个中缘由，连我自己也难以说明。

酒馆老板总是说我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像个搞艺术的，上辈子可能也开了家小酒馆。这说法有些宿命的味道，我乐于接受。

进门后酒馆的老板娘朝我点点头。我知道她叫小戴——老板总这么喊她。她并不小了，实际年龄可能比我还大些。但她被叫作“小戴”，却也不显得勉强。她还算是风韵犹存吧。这么说有点儿庸俗，但我没有其他更恰当的说法。

老板坐在老位子上。小酒馆里没有吧台，他有把自己的专座，放在墙角ZUI昏暗的角落里。稀奇的是，这把椅子你永远无法搬动，在装修的时候，它的四条腿就被水泥固定住了。酒馆老板说，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给他自己强调出一种“稳固感”，坐在上面，他就会打消出门鬼混的念头。我觉得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

看到我他显得很高兴，向我摆手说：“先别急着喝酒，我们来喝会儿茶。”

我就手拉了把椅子，到他对面坐下。

我们之间隔着一只松木方凳，上面有电磁炉。炉子上，是一把日式的铁壶——这个黝黑的家伙现在值点儿钱，好像是明治时期的。据说如今中国人已经买光了日本人的老铁壶。

“外面儿还能吸气吗？说是已经启动雾霾红色预警了。”他说。

“不知道。”我说，“天黑了，眼不见心不烦。好像我们是用眼睛呼吸，而不是用鼻子。”

“说得好，对空气这种玩意儿，人其实都是用眼睛来估量的。我还可以靠手感，外面儿这空气，我都不知道是该呼吸，还是该当沙袋练几拳。怎么样，你看起来不大好。”

“你记得我那位朋友吗？就是跟我来喝过几次酒的那位。”

“记得，就他跟你来过。”

“他今天下午死了。”我说。但口气不对。除非死了的这个人真算得上是我的朋友，否则说到他的死，我的口气不可能对。邢志平真的不能算是我的朋友吗？这事儿以前我没琢磨过，现在说到他的死，口气暴露了我的真实感受。但我又的确觉得有点儿不对，实际上此刻我绝非是无动于衷的。“听说是跳楼了。”我说，“我跟他也好久没联系了，正巧今天突然想起点儿事，找别人问他的下落，结果就得到个死讯。”

“真是巧。”他说，“算了，咱们别喝茶了，我陪你喝酒吧。”

我们移坐到一间格挡里。酒馆一共不过六间这样的格挡，敞开式，里面顶多能对坐四个人，是火车车厢那样的格局。此刻没有其他客人。小戴给我们端来了小菜和酒。酒是二两一壶的散装高度酒，我们聊了几个小时，喝了大约有“无数”壶。当然，我喝得多一些。我忘了和对面这位前拳击手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气氛不错，聊的时间长，沉默的时间更长。我肯定说起了邢志平，这毫无疑问，因为他死了，不过是几个小时前的事儿，在我的感觉里，此刻说不定还余温尚存。

“为什么？”他问我，“干吗要跳楼？”

“不知道。”我说，“可能是活够了吧，觉得走到头儿了。”

“没错。”他赞同这个答案，“知道我为什么将那把椅子固定住吗？还有个原因，我把它当成个拴马桩了，我让它拴住我。我害怕一旦没了束缚，我也会一头扎到路的尽头去。”

有时候我们会彻夜长谈。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前拳击手。一望而知，他那张伤痕累累的脸，就让他显得是个有故事的人。我并不热衷别人的故事，也不热衷一张伤痕累累的脸，我只是喜欢有故事的人。我觉得，作为偶尔的聊天对象，这样的人通常都很可靠——彼此之间不用过多地说明，依靠岁月给予的经验，就能达到某种心领神会的默契。在国内的日子，有些夜晚我就是在这儿度过的。打烊之后仍然不肯离去，那时候，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就剩下我们头顶的那盏灯在明明灭灭。有的时候，太阳都已经升起，我们还没散，酒馆老板就穿上曾经的拳击短裤，我们沿着黎明的街道默默地跑上几公里。酒后长跑，在他，可能是出于常年养成的习惯，在我，却完全是拼死一搏的心情。那样的时刻，肉体的能量被压榨到了极致，就像一个极限跑，尽头若隐若现，而我，不过是沉溺于这种“尽头”的滋味。

今晚他不在状态，早早趴在了酒桌上。ZUI后两个客人在半夜两点多钟互相搀扶着走了。小戴锁了门，把椅子一把把放到桌子上，方便第二天打扫。然后她过来坐在自己丈夫身边，用他的酒杯和我干了一杯。我依然亢奋，觉得还能喝下“无数”壶酒。

“我的一个朋友死了。”我说。

“我知道，”她说，“你们聊天儿我听到了。”

“我们俩同岁，差不多生日都是在同一天，他陪我过了两个生日。”我几乎是脱口而出了连自己都觉得有些惊讶的话，“他死了，我就觉得跟自己死了差不多。”

这话很矫情，算是酒话。我和邢志平之间，毫无这种生死之谊。但此刻我也并不觉得是在夸大其词。我只是有些吃惊，惊讶于一个人的死，会在这种程度上波及我的情绪。

“他是跳楼的吗？”小戴为我斟上酒，“你觉得你也会跳楼吗？”

我还真是认真想了一下，如实说：“不会。”

…………

蔡东《净尘山》

邵丽《第四十圈》

弋舟《所有路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