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且长》：
父亲的眩晕症时好时坏，断断续续拖了有一年多。有几次在骑车的路上突然犯了病，连人带车一下子就冲进了路边的水沟里。从市里到省城看了一圈，医生也没有给个准信儿，猜想着可能是用脑过度了吧。父亲是单位的笔杆子，长期写汇报总结。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有“搜狐”“百度”，全凭干想硬写，想必是绞尽脑汁落下的后遗症。
在父亲生病的那段时间里，家里不时有朋友亲戚来探望。一天，家门口突然停了辆墨绿色的军用吉普，一看就知道矿上来人了。等到客人走后，家里就多了一堆好吃的，还有大包的糖和几瓶麦乳精。
那是我第一次吃到高粱饴，软软的，韧韧的，外面还裹着一层薄如蝉翼的糯米纸。一口咬下去，从舌尖到喉咙，一直能甜到脚后跟。而那糯米纸则会贴在舌根或是齿背上，痒痒的，直到溶化。
母亲每天会给我们分上一把高粱饴，我和弟弟你一颗我一颗地平摊，一包糖足足吃了一个来月。在分糖的问题上，我与弟弟是很和谐的。当弟弟吃完的时候，我还有一小半呢，我会很大度地分给他一些。我不是不想吃，是舍不得。记得一次在父亲的煤矿俱乐部看《从大西洋底来的人》，一个同学分了我两粒鱼皮花生。我将花生放在嘴里盘了又盘，直到外面一层全化了，才恋恋不舍地嚼着咽下去。一集电视看完了，我的嘴里还有半颗没有动呢。对于珍贵的东西，我总喜欢珍藏，小时候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师范练字时攒下的字帖，一堆的破旧不堪，但我像宝贝一样地收着，一心的舍不得。
单位为了让父亲好好休息，安排他去了毛主席的家乡疗养。父亲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了一只随身听。这可是一个天大的惊喜，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礼物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全村唯一的随身听，尽管他稍显简单，只能卡住半个磁带。
常言说得好，人靠衣裳马靠鞍，狗挂铃铛跑得欢。这随身听就成了我的铃铛，走到哪里都要带着、显摆着。这可馋坏了弟弟，只要一空下来，他就要抢过去听一听。我常常借口学英语义正词严地拒绝他，小摩擦也就接连不断。母亲怕我们两个打起来，常常哄着弟弟，“你哥要学英语，等他用好了再给你听。”再看弟弟，气愤与无计可施全写在了脸上。
父亲只带回来了三盘磁带，一盘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一盘韩宝仪的“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音乐好听，但少了当时流行的《黄土高坡》的爽快和劲道。第三盘倒是让我第一次认识了腾格尔。邓丽君与韩宝仪在后来的电视里没怎么见过，但腾格尔老师却越来越熟悉。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似乎也没有多少变化。头顶上不多的几根卷发依然倔强着，坚挺着，而咬牙切齿的唱功亦没有因为年岁的增加而稍显吃力，反倒更加地炉火纯青了。
终于有一天，我和弟弟的争夺战发展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在一阵你争我夺之后，我一气将随身听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摔坏算了，谁都别想听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会有那样气急败坏的举动，要不怎么说冲动是魔鬼呢。
弟弟见我将随身听摔坏了，仰起脖子就号啕大哭。母亲见我摔坏了机器又弄哭了弟弟，操起根棒槌就追着我打，足足绕着老屋追了三四圈。
而弟弟呢，更是一头倔驴，一哭起来就像闸口放水，一发而不可收拾。母亲见弟弟没有一点想停下来的意思，就连连去哄：“别哭了，别哭了，好了，好了，我打了你哥哥了。”可弟弟还是仰天长啸，一点没把母亲的安慰当回事儿。一边哭还一边控诉：“我就是要哭嘛，我就是要哭嘛。”
“哭，哭，哭死拉倒。”母亲棒槌一扔，转身走开了。身后留下弟弟更加努力、更加肆无忌惮的哭声。
弟弟着实是哭上瘾了，一晃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声音依旧很大，但嗓子明显已经哑了。突然他喊了起来：“妈，妈，快来啊，我的手麻了，不能动了，快来啊！”母亲跑过来一看，弟弟两臂僵硬着，手指弯曲着，已经不能动弹了，就知道他哭够本了，该是收声的时候了。
母亲忍住不笑，故作惊讶，“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再哭就要死了。快，把眼泪擦了，上床躺着去。”
弟弟立即收住了声，爬到了床上。虽然浪头已经过去，但余波尚未平息。可能是这车刹得急了点儿，躺在那儿，身体还是一抽一抽的。
不一会儿，他睡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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